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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隨著中國國際化程度日益深化，中國呈現出“內外分裂”的國家定位難題。客觀地看，只有同時照顧到發展中國家和世界大國的雙重屬性，才能真正反映當前中國定位的實際。這就需要在外交思維上呈現一些轉變的趨勢。

　　轉變之一：從弱國思維到強國思維。新中國成立后較長一段時期內，中國外交具有很強的“受難者”心理，對清朝時期“跪在地上辦外交”有著刻骨銘心的記憶。弱國思維盡管可以激發強烈的愛國熱情，但也限制了中國在世界舞臺上的自信，甚至也制約了中國國際化戰略的實施。隨著中國綜合國力和影響力的上升，弱國思維對中國外交的負面效應越來越突出。

　　在未來中國與世界關系的歷史性變動中，中國外交將逐漸從主要應對世界對中國的影響轉到妥善處理中國外部影響上，中國在外交思維上應逐步淡化弱國思維，大大方方地展示強國形象，以自信和負責的姿態參與國際事務。在國際場合中，既不能驕傲自大，搞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也不可過于扭扭捏捏，獨善其身。

　　轉變之二：從策略思維到戰略思維。習慣上，作為一名職業外交官，在處理外交事務時通常堅持的原則是國家利益，維護和實現國家利益是處理一切對外事務的根本法則。此種強調外交策略的思維在外交事務數量不多的情況下，是可以做到的。一旦外交事務堆積如山不堪其負時，事無巨細地追究一切問題上的國家利益至上，就會造成很多問題，特別是當諸多利益錯綜復雜的時候，到底哪一種利益最重要，就不僅僅是一個策略問題了，這就需要戰略思維了。

　　自從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外交官案頭的議題越來越復雜，不僅僅是表達立場、處理爭端，越來越多的企業糾紛、投資爭端、貿易摩擦、金融危機、溫室氣體排放、資源摩擦、涉外安全和領事保護、媒體輿論和對外傳播、危機管理等眾多事務都涌到外交官業務范圍內。面對如此錯綜復雜的問題，追求一城一地之得失的傳統策略思維已不再有效，各類外事部門要更多地協調戰略，而非簡單地執行政策和策略。受時間和精力限制，外事人員無法面面俱到，只能抓大放小，保證核心利益和首要利益。因此，在全球化時代，中國外交更多需要有得有失、孰得孰失的戰略思維，而非強調錙銖必較、戰則必勝的策略思維。

　　轉變之三：從職業外交到總體外交。在全球化時代，職業外事官員壟斷外交事務的格局已經越來越難以維持。在中國國際化過程中，非職業外事部門在涉外事務上表現越來越積極和活躍，各種部門打著形形色色的外交名義侵蝕著傳統上屬于職業外事部門的資源和領地，外事部門日益陷入“外交泛濫”的危機。

　　然而，在全球化時代，值得思考的是，外交僅僅是外交官的事情嗎？即便將所有涉外事務都納入職業外事部門的職能范圍，職業外事官員也無法有效處理日益專業化的涉外事務管理要求，甚至有可能制約其他涉外部門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在此種情況下，中國外交只能尋求制度創新，把外交從傳統職業外交的思維范式中解放出來，確立總體外交思維范式的大格局，這是全球化時代中國外交轉型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