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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新華網報道，在校車安全備受關注和質疑聲中，政府針對校車安全的突出問題和主要環節，迅速制定法規“力保”校車安全。由國務院法制辦牽頭起草的《校車安全條例(草案)》征求意見稿于12月11日正式全文公布，廣納民意，征求意見期截至2012年1月11日。

　　11月16日，甘肅正寧發生校車事故，舉國為之悲慟，公共空間圍繞該話題的相關討論盡力延展，抵御可能隨時抵近的遺忘規律，只希望憤怒能再持久一些，直至眼見孩子坐上安全的校車。彼時，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公開場合表態稱，已責成有關部門在一個月內制定出《校車安全條例》。從即日起面向社會征求意見的《校車安全條例(草案)》，應為政府職責部門為此所作的努力，在接下來的一個月時間，集合全社會的力量去研討和修正，真正做到“廣納民意”，確保一部權責明晰、切實可行的《校車安全條例》為“流動校舍”提供全方位保障。

　　誠然，校園安全問題的嚴峻和迫切，客觀上決定了《校車安全條例(草案)》出臺的不得不“迅速”，但在“迅速制定法規”與“力保校車安全”之間建立必然因果，卻有待更詳盡的論證、實踐與觀察。行政法規的出臺，通常需要經歷包括立法調研、規劃立項、起草和討論等多個程序，在短時間內迅速出臺的條例草案，要避免因前期可能的準備不足，以及由此帶來的后續制度隱患，就需要尤其徹底地參透“廣納民意”四個字的含義，在民意收集、反饋以及良性溝通上予以確保，征求意見不應成為不得不走的過場，而應切實起到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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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還必須看到，靠立法解決緊迫問題的思路并非一勞永逸。事實上，2010年，國家質檢總局和國家標準委已聯合發布了校車的強制性國家標準，而且不少地方也先期進行了校車制度調研、甚至出臺了相應的管理辦法，但執行情況卻不盡如人意?！巴椒ú蛔阋宰孕小?，法律法規從文本落實到實際，需要非突擊性地常規執法，讓法律條文得以有效地執行。而法律得不到執行的原因，大抵有兩大方面：其一，法律執行環境欠缺，另一套秩序替代法律維持社會運轉，使得條文形同虛設；其二則是在立法伊始，法律條文本身模糊權責、喪失了起碼的可執行性。而后者，恰是在立法起草、征求意見階段能夠盡力杜絕的問題。

　　校車問題討論了如此長時間，最基礎的共識在于對農村欠發達地區校車安全問題的關注，而最核心的一點便是必須從投入上解決農村校車的困境。圍繞這一議題，條例草案的表述是國家會通過“財政資助、稅收優惠、鼓勵社會捐贈等多種方式”，來“支持”農村地區的校車項目，而對“財政資助”的資金來源，則規定由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分擔(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財政部門制定)。這看似與此前輿論不斷呼吁的“校車經費納入公共財政”有不少契合之處，但卻存在回避核心議題的表述瑕疵，農村校車投入中財政支持的比例是多少，中央和地方財政共同分擔的模糊表述，會否讓本就迫切的校車問題再次陷入兩者財權、事權的爭奪、推脫與糾纏中。有學者表態稱，校車服務要“和國家整體的財政能力相匹配”，南都社論此前曾專文討論“錢到底夠不夠”的問題，一個最基本的判斷是，目前校車投入畸少的情狀恰是與國家整體財政能力極不匹配之所在，在年度財政預算中“各方擠一點”、為校車留下足夠份額，不僅可行，而且應當，不僅應當，而且迫切。

　　校車投入不足的現實國情，最需要的是政府擔起應有責任，而其更為窘迫的國情背景則是，國家教育投入長期以來的巨額欠賬和嚴重不足。近年來教育投入的增長比率驚人，但大比例的背后卻可能只是長期欠賬的小基數，“教育財政性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4%”這一本應在2000年兌現的目標，到今日依然需要重提，足令人唏噓。而將焦點問題制度化、法律化的過程，或可帶來根本性的解決，但亦極容易陷入文字的拖沓與稀釋。要使校車成為學生安全的“流動校舍”，但亦不能回避那些夏不擋雨、冬無暖意的僻野鄉校，那些凄涼與破敗，同樣令人揪心。而且，校車安全的最大隱患所在，可能也是教育投入與教育資源長期不到位的地區，二者在此處重合，尤顯政府責任勇于擔當的必要與緊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