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３月３日電 中國的“喬布斯”在哪里？

　　在全國政協北京會議中心駐地，兩位教育界委員——華東理工大學副校長錢鋒、廈門大學教授楊春時談起這個話題，立即碰撞出觀點的火花。

　　我們能不能有自己的“喬布斯”

　　“活著就為改變世界”——當喬布斯帶領他的團隊創(chuàng)造出一個個令世界嘆為觀止的電子奇跡時，人們關注的已經不局限于這個“人”，而是轉向思考一種環(huán)境、一種機制。

　　回顧２０１１年歲末，中小企業(yè)生存困境初顯，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考察企業(yè)時發(fā)出感慨：中國要有“喬布斯”，要有占領世界市場的“蘋果”一樣的產品。

　　“中國如何培養(yǎng)出優(yōu)秀的人才？”楊春時說，“教育可使庸才變天才，也可使天才變庸才。如果教育模式不能激發(fā)創(chuàng)造力，培養(yǎng)‘喬布斯’就無從談起。”

　　“恐不盡然吧。”一提起人才培養(yǎng)模式，一直關注這一問題的錢鋒來了勁頭：“在國外，大學更傾向圍繞國際前沿科技做研究，而我國國情要求，大學不但要做研究，還要為解決現實問題服務，也就是學術研究‘實用化’。按說我們應該會出一批‘喬布斯’！”

　　“喬布斯”已成為一個概念，對他的成功，我們不能妄自菲薄，但這映見了什么？

　　教育“政績觀”可培養(yǎng)不出天才

　　“不是培養(yǎng)不出，而是觀念要轉變。”兩位委員在這個問題上觀點毫無二致。一方面是各類高等院校遍地開花，一方面是“通才”滿眼“專才”稀缺。

　　楊春時說：“經濟都擺脫‘計劃’了，精神層面不能總‘計劃’吧。教學和管理應是雙軌制，切莫變成一元化，那樣只會害了教育。”

　　錢鋒深深點了點頭：“都說‘２１１工程’，這種榮譽現在在一些高校里真就變成了‘工程’，蓋大樓、擴大地、建大廠，這直接導致了另外一個后果，教育投入在一些院校被異化為‘見物不見人’‘重物不重人’。那么，人才的激勵機制怎么跟上？”

　　“不過近來情況有所改善。”楊春時話題一轉，“我注意到，一些地方高校去行政化的步伐正在加快，學術委員會等純學術組織正在越來越多地建立起來。如此，期待我們的教育更加回歸‘以人為本’的核心。”

　　產學研一條龍為何“斷”在“研與產”

　　許多對喬布斯生平有所了解的“果粉”，都對他和團隊的創(chuàng)造力和執(zhí)行力印象頗深。但凡一個完美的產品，從概念到實驗室再到用戶手中，哪怕歷盡波折，其“轉化率”相當高。

　　“我們很多中小企業(yè)抱怨研究成果‘難引進’‘難推廣’，為什么？”錢鋒拋出疑問，“企業(yè)反映，科研成果一種是‘空中樓閣’，一種是‘海市蜃樓’，怎么就離企業(yè)那么遠？”

　　有一組數據也許能說明些什么：我國每年有數萬項科研成果，發(fā)表論文數量世界第一，可成果轉化率卻只有２５％，形成最終產品的不到５％，科技進步貢獻率三成不到。

　　楊春時對此深有體會，立即接過話茬：問題出在兩方面，一是企業(yè)要引進，就會問，哪兒來的錢？人才貴、技術貴，怎么引進？實際上，這背后是企業(yè)對舊的生產模式過分依賴，轉型動力不足；二是我們的一些科研在方向上走了“貴族路線”“偏門”，研究與生產嚴重脫節(jié)。

　　“我看江蘇省的一個試點就很好，成立重大科技成果轉化基金，這個很實在。”錢鋒說。兩位委員有一個共識：不能籠統地提轉化率，要看開發(fā)型成果的轉化率，以此為導向引導科研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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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教育科研的話題，兩位委員有許許多多說不完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