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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有網友在“南農網絡問政”平臺上發布帖子，舉報汕頭市潮南區仙城鎮深溪社區支部書記劉松發私賣墓地，壟斷墓地市場斂財數億元。南方農村報記者調查發現，該社區的確存在違規賣墳地行為，但劉松發否認個人從中牟利。目前，潮南區紀委已介入調查。（5月23日《南方農村報》）

　　一個小小的村官就能憑借公權力牟利達數億元，其貪腐成果讓人瞠目結舌，我們不禁發問，到底是誰給了“芝麻官”這么大的權力。不管“劉松發案”的調查結果如何，但不得不承認的是，今天的中國，村官犯案已經不是個別現象，層出不窮的村官違法現象已經成為不容忽視的一大問題。

　　一直以來，我們國家重視對于權力的監督，但監管重點都只是放在立法、司法、行政等比較高層的政治體系上，而對于基層的行政單位缺乏實際、有效的監督。在新媒體盛行的當下，舉報、揭發等網絡監督方式成為約束村官行為的“新生力量”，相形之下，基層行政單位成為制度監督的一大盲點。重視對非基層政治權力的網絡監督本無可厚非，但應該明白的是，網絡反腐光鮮的成果背后，掣肘因素難以消除，所以，構建對基層行政單位實施有效的制度監督也同樣重要。

　　按照我國政治架構，村民自治制度給予村民高度的治理自由權。的確，村官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農村的發展。但是，現在的農村，在村官選舉上依然存在諸多問題，“購買選票”、威脅村民投票等早已不是什么新鮮事。隨之，通過非正常途徑登上官場的人利用公權力牟取私利的機會大增。又因為缺乏實際的制度監督，對于最貼近民眾生活的村官來說，違法斂財變得更加容易。此外，農村民眾法律和維權意識普遍偏低，面對村官的違法犯罪行為，除非到了忍無可忍的程度才會進行揭發、舉報。深一層次，如何保護舉報人也成為需要解決的問題。

　　既然村官的違法犯罪行為已經形成，民眾的切身利益已經遭到損害，而“舉報式”監督方式的作用在違法事實存在以后才能顯現作用。那么，從制約村官權力的角度來講，“舉報式”監督能促使違法官員受到應有的制裁，但終究不是治本之策。揭發、舉報這樣“風險型”的做法，畢竟還是不如做到事前預防。所以，壓縮村官違法犯罪的空間和機會，需要讓官員感受到“威懾力”，這種“威懾力”就是制度監督。只有把制度監督同網絡監督、民眾監督相結合，運用到最基層的權力體系，紓解權力的肌痛，村官的行為才會受到真實有效的約束，才能減少村官違法行為的發生，提高行政機關的公信力。

　　文/黃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