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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傳寶

　　國務院法制辦日前公布《教育法律一攬子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中，最讓公眾熱議的，是教師節改期的話題。草案擬將9月10的教師節，改為9月28日——據說是孔子誕辰日。之所以改到這一天，是想提高教師節的文化內涵。

　　1985年1月，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通過《關于教師節的決定》，決定每年9月10日為教師節。之所以定在這一天，主要是考慮到學校開學伊始，可以這樣的文化符號，強化尊師重教的意識，為新學期帶來新的氣象。一晃29年過去了，這個節日漸漸固化為一種習慣了。這時候再提議改期，到底有多大的意義呢？

　　首先，9月28日是不是孔子的誕辰，這在學術界還有爭議。將一個有爭議的日子，定為教師節，有可能存在“擺烏龍”的風險。其次，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歷來孔孟并稱，為什么不能以孟子誕辰日為教師節呢，更何況尊師并不等同于尊孔。再次，以改期來提高教師節的文化內涵，可能是一廂情愿的事情。教師節的目的，是為提高全社會尊師重教的意識，教師節不過是設置了一個議題而已。是否尊師重教，還在于國家的制度設計和風氣教化。再者，如果改期，為什么就不能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定下的10月5日這一世界教師節呢？在與世界接軌的今天，在教師并非一個獨特職業的語境里，單獨定一個教師節意義有限。

　　所以，在我看來，教師節改期與尊師重教并不搭界。如果追溯設立教師節的初衷，會有更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教師節設立近30年，教師的社會形象，在商品化大潮的沖擊下，反見弱化。社會賦予教師的責任和道德教化功能，大有衰減之勢。不少人甚至認為教師節有異化為“收禮節”的嫌疑。教師的社會地位，也沒有得到有效改善。尊重教師對年輕一代來說，更帶有功利性臣服的味道。這樣的結果不能歸咎于教師節沒能發揮作用，同樣，改期也無法扭轉這一現狀。

　　真正有意義的是，如何通過制度設計，來改善教育理念，提高教師的社會待遇，提高師德的水準，從而強化全社會自覺地尊師意識和重教風氣。重教的責任，在于政府。教育產業化的大潮將教育的負擔轉嫁給每個家庭，而政府的教育投入遲遲不能達標，何以體現重教？在教師地位與公務員相差甚遠的情況下，尊師的社會風氣何談蔚然？在教育部門行政化風氣的時候，教師的主體地位很難得到真正的尊重。政府尊師重教在客觀上近乎流于形式，尊師重教的風氣如何，便不難想象了。

　　還是引導社會公眾將目光轉向那一攬子教育草案上更值得關注的內容吧，至于改期，不過是一個枝節問題罷了。▲(作者是南京政治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