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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式上“合法”的財產，并不能排除其積累過程中的“不合法”因素，也不能從根本上消除大眾對財富積累方式的追問。

　　9月29日，備受關注的“房姐”案在陜西靖邊法院一審宣判。被告人龔愛愛因偽造、買賣國家機關證件罪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

　　這樣的判決或許離公眾的期待尚有距離，無論是適用的罪名還是量刑的結果，都與輿論監督旨意相去甚遠。在司法機關不對房產作實質性審查的情況下，人們擔心那些可能是非法積累的財富，將由此徹底完成合法化轉換。倘若如此，另罪判決就成為讓當事人“斷尾求生”的工具。

　　其實就審判而言，定罪與量刑都是建立在“有據可查”的基礎上，就關鍵性的財產來源問題，從認定龔愛愛為非國家工作人員，到未接到經濟犯罪線索，再到無權要求公民自證財產來源合法，法院完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邏輯推演。也就是說，即便公眾懷疑龔愛愛的財產來源不合法，但在缺乏實際證據的情況下，司法機關也只能推定其財產合法。

　　司法裁判的理性毋庸置疑，只是在房產推定合法與通過假戶口、假身份進行掩飾之間，法院未能提供合理的解釋。既然是合法財產，又何須制造諸多假身份故意掩飾呢？基于常識，公眾對“房姐”財產合法性產生深度質疑，而這種質疑顯然是一紙裁判無法消除的。

　　更不容忽視的是，公眾的質疑還有一個更大的社會背景，那就是在原來法治并不成熟的市場環境中，財富的積累往往伴隨著權錢交易等潛規則。在整個由權力主導的市場轉型過程中，資本與權力的結盟成為財富積累的一個通道，一些巨額財富的積累就很難經得起合法性檢驗。本案中，與其說公眾對“房姐”財產來源不信任，不如說人們對財富增長的公平環境不信任。

　　眾所周知，中國的市場經濟并未完全納入法治化軌道，財富的積累過程并不是建立在健康有序的法治秩序上，反而呈現出一種灰色空間里的畸形現象。在權錢交易等各種非法手段下，一些“膽子大”的人靠投機取巧或暗度陳倉，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所謂的特權階層、貧富差距拉大等等，都可視為這種財富積累畸形的印證。這種背景下，擁有榆林人大代表、神木縣農村商業銀行副行長身份的龔愛愛，又涉足于煤炭經營、租賃借貸等敏感地帶，其巨額的財富如何能逃脫民眾的懷疑與猜測呢？

　　受制于司法的有限性，巨額“合法”財富或許很難受到法律上的追究，卻始終無法完成其合法性與認同性證成。形式上“合法”的財產，并不能排除其積累過程中的“不合法”因素，也不能從根本上消除大眾對財富積累方式的追問。而一個社會如果不能對畸形的財富積累作出約束，甚至在保護私權的名義下放任財富的非法積累，那么就可能動搖人們對社會正義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