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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金堂部分家長要求學校為6年級的學生在4點半的放學時間后再多加一些補習時間。為此，學生家長們自愿向學校交了400元的補課費。“補課費”交了不到一個星期，學校召集家長們開會，宣布不補課并退回家長們的400元錢。此后，數十名家長聯名要求恢復補課。當不補課的消息傳來，學生失望，家長急哭。（10月21日《成都商報》）

　　在教育部剛剛對小學生減負版“國十條”征詢意見的背景下，家長、學生、校方各方對補課“難舍難分”到一掬眼淚的地步，這可能要令足不出戶的專家學者大跌眼鏡了。盡管當地教育局回應稱，望“多給娃娃點成長空間”，但在家長或學生眼里，可能小升初的成績比“成長空間”更為實惠。這就像素質與高考成績一旦對壘起來，恐怕更多人還是傾向后者一樣。這不是市儈選擇，而是復雜語境下的生存焦慮。

　　唐伯虎的《桃花庵歌》里唱道，“別人笑我太瘋癲，我笑他人看不穿。”趨利避害，人之本性。家長聯名“求補課”、甚至連小學生都希望“被補課”，這顯然不能視為簡單的群體癲狂，作為理性經濟人，這樣的選擇既有現實性，也有性價比：一者，一個學校不補課，不代表所有學校不補課；城里學校不補課，不代表鄉下學校不補課；集中起來不補課，不代表分散下去不補課……在教育偷跑已經成為明規則的當下，誰恪守規則，反而“很傻很天真”，連起跑線上在哪里都分不清的民眾，又怎會甘心明晃晃輸在補課這回事上呢？

　　二者，就算所有學校都信守不補課的諾言，但還是架不住商業補課機構的攪局，且不說市場上的補課行情已經令家長大呼吃不消，就算從補課效果上看，顯然沒有天天跟孩子在一起的科任老師更懂得有的放矢、更熟悉孩子的學業情況。一句話，400塊錢一個學期的補課費，不僅價廉物美，更讓家長放心安心。如果禁絕了校內的廉價補課，在家長的成績焦慮無法緩釋的情況下，不過是為校外補課提供了更多“剛需”罷了。從教育公平來說，這反而加大了窮孩子向上流動的成本。

　　地方教育部門向補課說不，這自然是權力作為的好事。但如何保證教育執法的效率與常態，以及讓孩子的“成長空間”兌現為人生博弈的硬通貨，這顯然又不是地方教育部門能做得了主的事情。這樣的糾結，恰恰是中小學減負的尷尬現狀：不減負，學生的拉桿箱書包受不了；當真減負了，校內負擔校外補，家長的荷包更受不了，反而還會導致更多亂象，揪心又操心。家長寧可選擇校內補課，不過是“次壞選擇”罷了。癥結究竟在何處？說到底，升學評價體系的“牌坊”巋然不動，逼著學校、學生與家長唱素質教育的大戲，誰當真，誰就當真要輸了這一局。

　　破解家長聯名“求補課”之悲愴，只是讓不得不癲狂的家長“淡定淡定”，有用嗎？

　　文/鄧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