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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新辦今天召開新聞發布會介紹深化司法行政體制改革等方面情況，司法部副部長趙大程指出，在新修改的刑法中取消了13個經濟性非暴力犯罪死刑罪名，為進一步減少死刑制度的適用提供了法律依據。（11月29日中國新聞網）
　　
　　其實，“我國已取消13個非暴力犯罪死刑罪名”并非今天的新聞點。早在2011年2月25日，十一屆全國人大會常委會十九次會議通過的《刑法修正案（八）》，就已經公布取消13個經濟性非暴力犯罪死刑罪名。
　　
　　之所以今天諸多網站以及紙媒再次將這個點拎出來做標題，我想不外乎向公眾傳達以下信息：一是司法改革目標明確，少用、慎用死刑是我國司法的一貫主張；二是輿論導向旗幟鮮明，未來中國刑法的死刑罪名將越來越少，直至最終消失。
　　
　　但是，這條新聞后面的網友跟帖評論，卻令人大跌眼鏡。諸如：“助貪法都出了，貪官們心中有底了，同志們錢進！”“在貪腐橫行、經濟領域各方面犯罪高發時期，取消死刑到底在為誰服務？”“咱有了免死金牌，繼續努力掘金！”
　　
　　確實，我們也能看到，有的貪腐經濟犯罪涉案金額動輒數千萬甚至上億，比起單純的暴力犯罪（如因仇殺人）危害更大，社會影響更惡劣。對于這樣的罪犯，“不殺不足以平民憤”，殺了“大快人心”。比如，新政權誕生初期，殺了劉青山、張子善，事實上起到了20年再也沒貪官的效果。
　　
　　但不得不提的是，貪腐現象是一種世界性難題，貪腐的禁絕不在“開殺戒”而在于對權力的有效監督和防范。轉型期的矛盾集中，階層固化，容易導致人們對事物的認識產生先入為主、立場優先的主觀錯位。現在依然有不少人總認為懲治腐敗適用死刑越多越好，以為嚴刑峻法能根治腐敗，顯然是一廂情愿。
　　
　　回到法律的初衷上來說，刑罰應當具備懲戒和改造的雙重職能，但死刑只是窮盡手段之后的殺手锏，充其量只能對社會進行警示，而對當事者本身并不具感化和教育功能。相反，死刑過多還會徒增社會“血債血償”的暴戾之氣。
　　
　　國人向來崇尚“以命抵命”，受害者家屬往往寧可放棄賠償，而要求法院判被告人死刑。這種心態大多可以理解，但東西方文化差異，對生命的敬畏程度，此處也有對比——幾年前，在南京有個德國專家被一個小偷殺了，后來法院判小偷死刑，被害人的德國家屬居然通過德國外交部門促使中國當地法院不判死刑。
　　
　　慎用死刑體現了法對生命的敬畏，而徹底取消死刑是刑法努力的方向。我之所以一直反對死刑，除了反對“血債血償”外，主要是因為當前不能杜絕冤假錯案——有被定為“鐵案”的，在“兇手”被執行死刑之后若干年，又有真兇浮出水面，如聶樹斌案、呼格勒日圖案等。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即便這些冤案能翻過來，被錯誤執行死刑的亡靈也不能復生。
　　
　　正義不一定要以剝奪人的生命這唯一形式來實現。敬畏生命，任何人都沒有剝奪他人（無論是“好人”還是“壞人”）生命的權力，國家暴力機器也不例外。所以，在死刑——剝奪人的生命這一最高刑罰上，尤其要慎重、慎重、再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