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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村民張明彩向本報記者反映，他老家在蒼南縣大漁街道漁岙村，四代15人居住在一間20多平方米的危房。從2006年開始要求審批建房，可報告打了十幾次，鎮里跑了50多次，打過市長、縣長熱線，審批要求了7年多都沒結果。（3月23日《現代金報》）
　　
　　對于農民住房，我國法律明確規定“一戶一宅”。如果嚴格執行，“15人蝸居20平米危房”就不會成為新聞。而事實上，在當地，如果按照每年10%左右的新增建設用地指標專項用于農村個人住房，再加上新農村建設、舊村改造等項目的延續，也是基本上能滿足農民居住需求的。但如此寒酸又心酸的事情還是發生了，而且一拖就是七年。行政效率之低下，令人寒心。
　　
　　按照當地國土部門的說法：每年有用地指標分配給鎮政府，“2013年蒼南縣新增建設用地862畝”。但當地鎮政府卻稱“鎮里沒有建房用地指標”。顯然，互掐的雙方，必有一方說了謊。誰在謊言？很容易戳穿。但在戳穿之前，我們依然還有話說。
　　
　　住房事關農民切身利益。是不是需要建房？誰說了都不算。必須經過申請審批等嚴格程序。這個權限掌握在國土部門。國土部門下撥指標，必須在法律框架下對照申請戶，“按需分配”，而不是一刀切地打包籠統劃撥給地方。“縣里每年都有用地指標分配到每個鄉鎮，而每個鄉鎮怎么安排這些指標決定權在鄉鎮”，就是問題所在。表面看，這是權力下放的必然結果，但實際卻是推卸責任的托詞。一者，權利一旦經過權力之手倒騰，那么，就必然會出現這種該拿拿不到的情況發生；二者，下放權力是現實之需，但絕不是這種玩法，放權之后更要有監管。一發了事，不聞不問，不管不顧，一旦地方濫權，指標豈能不旁落他人？這才是問題的癥結。
　　
　　而最大問題，顯然在于，權利觀念之淡漠。農民為建房奔波七年，地方政府總是以忙碌一推了事。試問：到底啥事比農民的急事難事煩心事更重要？如果是自己的事或者是自家親戚的事，會當如何？假如是百姓違建，又會如何？某些官員之所以有些事忙起來慢騰騰，有些事“上心”起來火燒眉毛，說白了，還是腦子里沒有公仆意識，沒有把百姓的事放在心上，缺乏“焦裕祿精神”。“私”字當頭，“利”字為先，又如何責怪那些迫不得已的違建農民？當初烏坎征地危機如此，最近的平度征地危機亦如此。可以說，七年漫長申請路，是權力冷漠之痛，更是權利不彰之殤。這才是問題中的問題，癥結中的癥結。
　　
　　“20多年沒有審批過宅基地”，現在看來，不是沒有人申請，而是審而不批。農民建房指標被“乾坤大挪移”了，派上了其他“大用場”。所以，對于862畝已經分配的土地，到底去向了何處？是“關照”了某些企業，還是變成了房產項目用地？亟待紀檢部門介入徹查。切不可將農民逼到井下了、涵洞中了，甚至出了大亂子，才引起有關部門“高度重視”。
　　
　　文/晴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