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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為民請命寫報道，到選擇“繳械”沉默，再到在江永“違規(guī)進人案”中被逼著發(fā)聲，熊國劍的遭際，折射出當地官場劣幣文化之弊。

　　熊國劍在湖南江永曾以仗義執(zhí)言聞名，作為官員的他，年輕時曾寫過多篇為民請命的新聞報道。在那之后，但凡江永有負面新聞發(fā)生，民間和官方總認為是熊國劍干的。在2003年后，成為交通局副局長的熊國劍卻一改往日刺頭形象，再未寫過一個字的批評報道。但他不久前因江永“違規(guī)進人案”被再次“逼上梁山”。當地許多人猜測，是熊國劍引爆此事。雖然自己并非那個舉報人，但為“保護自己”，他選擇了盡可能將此事公開。

　　如果像馬丁·路德·金所說，“歷史會記錄在這個社會轉型期，最大的悲劇不是壞人的囂張，而是好人的過度沉默。”那歷史也必將記錄，一個不愿過度沉默者的遭際。不論是屢屢陷入“自證清白”的尷尬，還是因得罪官場而感到的害怕，熊國劍的經歷，展示的正是他作為“體制內不良現象反對者”的艱辛與苦澀。

　　我們看到，再次被“逼上梁山”的結果，是熊國劍在江永的處境越發(fā)艱難。他受訪時就說，“我真的壓力很大，最痛苦的是精神上的孤獨。”這發(fā)人深省：一種不愿意“沉默”的選擇，為何只剩下曠野吶喊式的悲壯？

　　這樣一個官員“記者”的艱澀經歷，正是當地官場的現實鏡像。它讓我們看到，一些“庸常的惡”如何在無形間形成利益共同體，并使得“惡”成為可以接受的潛規(guī)則，而與之相對的善則成眾矢之的。據了解，在江永官場，不少人對因“違規(guī)進人案”而被查處的官員充滿同情；在此案最初被舉報時，違規(guī)案件本身沒成為焦點，江永官場卻一致聚焦于“誰是舉報者”這個問題上。這導致江永官場暗流涌動，也使得幾個懷疑對象苦惱不已，紛紛借機表明清白。

　　僅從這場追查“內鬼”行動來看，不難發(fā)現這地方的官場文化有著怎樣的價值錯亂。熊國劍不可能成為這種官場文化當中的英雄，只能成為“異類”。如果說，正是這樣的一種現實，使得年輕的熊國劍一度仗義執(zhí)言，那也同樣是這樣一種現實，使得他數年間選擇“繳械”沉默，更是這樣的一種現象，最終逼得他不再沉默。

　　作為官員“記者”的熊國劍的確是一個樣本，讓人可一窺某種劣幣文化的積弊。正如他自己所說的，“這種不良現象太普遍了、太嚴重了，好像不良現象就變成了體制。其實體制內還是有不少好人，只是好人都沉默了。”或許有人會說，熊國劍在當地官場感到的孤獨，是一種局限，因為他還有輿論支持。但這不免失之矯情。要知道，使熊國劍淪為異類的畸形環(huán)境，恰恰是一種負能量的自我強化。

　　而要避免讓不良現象嵌入一些地方官場規(guī)則內部，要讓熊國劍們不復成異類，關鍵在于行政治理要重新找到與民眾利益相同的共同體，找到法治的原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