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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微信支付的新年“大撒把”開始，演化到如今三天兩頭在手機上刷出的不亞于垃圾信息的存在，“搶紅包”儼然已經成為移動互聯網時代企業營銷的主力方式。

　　當第一次聽到微信利用“搶紅包”手段來推廣自己的支付工具時，我也驚嘆于策劃者的“創新”能力；但很快，我對這種做法感到憎惡。在我看來，如果由微信發明的“搶紅包”能被稱為天才策劃，那么同樣利用人的貪欲而發跡的種種龐氏騙局也該被盛贊，它利用的完全是人心理上的同樣元素。

　　對于普通用戶而言，有企業愿意慷慨施舍當然是好事。但對任何一個市場來說，用戶的選擇就是選票，這個市場逼死誰養活誰，選票說了算。對比一下，“搶紅包”倒貼錢式的推廣，跟一個包子換一張選票的賄選有多大區別？市場“賄選”的結果，則是該存活的企業該發展的應用被排擠打壓，直至消亡，而“行賄者”則做大。

　　行賄者背后的依托，往往是財大氣粗的金主。長此以往，資本決定論就占了絕對上風。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為企業模式和市場環境帶來的發展變革原本應當是“去中心化”的，但在資本決定論的影響下，中國互聯網產業朝著BAT三寡頭的方向越走越遠。創業者必須站隊，對寡頭投懷送抱。不站隊的，要么太小，要么被獵殺。甚至標榜自主生存和觀點獨立的諸多自媒體人也在越來越明顯地站隊，一方面吹捧自己的金主、一方面口誅金主對手。這也是自媒體上演的口水戰愈演愈烈的原因。

　　在良性的市場，假設創造一個新產品如果需要100萬，推廣到目標客戶群需要400萬，那么500萬就可以實現從點子到用戶的轉化；而在被資本決定論掌控的惡性市場，為賄賂用戶，軋死對手，創造產品也許只需要100萬，但推廣出去贏得用戶卻需要10個億。兩相對比，相同數量的資本能實現的用戶福祉大相徑庭。

　　在這種模式下，全中國創業者都上了資本的當。惡性市場模式極大增加了創新轉化的成本，抬高了創業的門檻。前不久，黑馬會的導師姚勁波在創業指導中“語重心長”地說，若干年前，沒有資本的介入，創業是可行的，現在乃至未來，沒有資本的介入，創業斷不可行。諷刺的是，日前，姚勁波的58同城也接受了騰訊的招安，成為“寡頭政治”中一顆重要的棋子。

　　那么，到底是誰在搶誰的紅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