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中，這種“戰斗”的精神，也時不時地在他身上閃現。

　　他曾正面頂撞為某個當事人充當說客的市領導：“我保他，我自己就犯了濫用職權罪，你能保我嗎？”

　　那位領導當時雖然沒說什么，但何文凱懂得，在官場上，他的拒絕會被理解為更深一層的含義，“意味著你已經不在他的‘戰壕’里了”。

　　“不規范的權力就像一個魔爪。”他說，“隨時隨地可以伸向你的領域，對你正常的執法行為進行干預。這是最讓人難受的。”

　　這樣的現象不少。有時候，一個案子從接手到最后法院判決，求情和干預的電話就沒停過。“打電話、發短信、遞條子、找說客，方法應有盡有。”

　　他說，他一直在想盡辦法咬住法律的底線。這股勁兒來自從業之初，法律帶給他的震撼。

　　“第一次參與辦案，就參與了死刑的臨場監督。”他回憶，那天下著小雨，押送犯人去刑場的路上，警笛凄厲的鳴響和百姓眼中的敬畏，讓他瞬間感覺到法律那種神圣不可侵犯的力量。

　　在他還是防城港市人民檢察院公訴科的一名科員的時候，曾經為了依法辦案，惹怒了一名職位遠高于他的官員。他第一次感覺到：在一部分人眼里，相比于行政級別，法律的力量太過微弱。

　　那是一起盜竊銷贓的案子，嫌疑人所在單位卻顯出了力保的態度，迫于壓力，批捕遲遲無法進行。何文凱決定親自去逮捕，他在嫌疑人單位大門口被攔下，等了一下午，負責此事的官員才姍姍來遲。

　　聽說何文凱只是一個科員，對方態度傲慢地說：“你有什么資格跟我講這事？叫你們市長、書記過來！”

　　何文凱說：“市長、書記都不是司法人員，而我是。”他的話激怒了對方，他被斥責為“囂張”。

　　“你更囂張！”何文凱也“發飆”了，“作為一個干部，居然敢抗法、敢藐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我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辦事，你憑什么，有什么資格、膽量抗拒法律？”

　　現在回想當時的勇氣，何文凱覺得那是一種法律氣質，不需要特別營造。

　　面對弱勢群體，堅持法治，是一件更不容易的事情。

　　在上思縣人民檢察院任檢察長的時候，何文凱遇到過不少給他下跪的上訪戶，更有甚者，抱住他的大腿不放，甚至以死相逼。

　　曾有一對50多歲的農村夫妻，老來得子，卻不想1歲多的兒子車禍身亡。由于缺少目擊證人，在疑似車輛上并未發現碰撞的痕跡，且模擬實驗也排除了這輛車肇事的可能，這對夫妻感到“有冤無處申”的絕望。他們召集了一群親戚朋友，一大早就堵到了何文凱的辦公室。

　　聽完七嘴八舌的哭訴，何文凱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向他們解釋：證據不足，無法立案。最后，由他帶頭，發動檢察院全體同事給受害人家屬捐了款。那次他捐了200元，當時他的工資是每月700多元。

　　“法律有時候就是冰冷的，即便同情，也不能法外容情。”他嘆了口氣，說道。

　　一名前同事回憶，在縣里工作的時候，何文凱的辦公室門總是敞開著，任何人來找他，都暢通無阻。

　　在微博上，他時常結合當下熱門的案例向公眾普法，還記錄了很多案件的處理心得，結果他發現，現在很多人往往是對別人講法治，對自己卻極端自由主義。“根本還是人治。”

　　“人肉”事件后，他曾在微博上聲明：人肉搜索從法律上講，屬于侵權行為，造成嚴重后果的，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 上一頁
• 1
• 2
• 3
• 下一頁
• 全文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