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新詩不算長的歷史里，我們常常能看到，一個詩人在大眾間很受歡迎，但在詩歌界卻評價不高，比如徐志摩、席慕蓉，比如倉央嘉措。但他們都比不上汪國真。

　　凡是讀過書的人，即便沒聽過汪國真這個名字，也多半讀過他的詩歌；即便沒讀過他的詩，也一定會在某個朋友的座右銘、作文題記，尤其是QQ空間簽名狀態里看到過汪國真那被作為名言警句的詩句，比如“既然選擇了遠方，便只顧風雨兼程”。

　　但在各種流派林立、從來無法形成統一意見的詩歌界，對待汪國真的態度卻出奇的一致：看不上，遠離他。這種看不上和遠離，不是針對他的人品，而主要是從詩歌作品出發，以至于常常可以聽到“偽詩人”、“警句集成”、“心靈雞湯”這樣的評價。

　　汪國真本人和他的詩歌所受到的極端兩極化待遇，不僅在現當代中國詩壇，即便放到整個中國漢語新詩史，甚至加上外國的，都可以說是個異數。他在文化現象的意義，可能遠遠大于他的詩歌本身，但至今還不太看到嚴肅而認真加以討論的。

　　4月26日凌晨，汪國真因肝癌離世，去了他所說的“遠方”。他的離開，或許提醒我們是時候要重新審視他背后的文化現象了，而不應只是停留在類似于“他是真詩人還是偽詩人”、“他的詩是偉作還是雞湯”這樣的討論上。事實上，可能我們連后面那種討論都沒有真正展開過。

　　“在堅忍中積蓄力量”

　　和舒婷、顧城一樣，汪國真是“80一代”詩人，他1956年出生在北京。那一代人在青年時代經歷“文革”，多數都沒有上過高中，有當工人或下鄉勞動的體驗，體會過讓人窒息的中國，也多有在“四人幫”倒臺后迎來命運的轉折。

　　汪國真家境不錯，父母是干部。他在六七歲時開始背古詩詞，過了兩三年，又從大院人那里借到了《復活》、《安娜·卡列尼娜》這樣的時代標準讀物。

　　青少年的汪國真，立志想要做一名科學家，因為父母考慮到當時政治運動多，學文科的人容易吃虧。1971年，15歲的汪國真初中畢業，被分配到北京儀器儀表廠，也就是后來的北京照相機廠，做一名銑工。本來有機會被推薦為工農兵大學生，但因為家庭出身達不到標準而失去資格。

　　本以為這輩子與大學無緣，混個頂級技術工人了事的汪國真，在“四人幫”倒臺、即將恢復高考的消息突然傳來時，立馬意識到機會降臨了。1978年，經歷了第一次的失敗后，汪國真考上了暨南大學中文系。

　　進入大學，汪國真開始接觸詩歌，并開始創作實踐。上世紀80年代的大學校園，是屬于詩歌和詩人的。那時候，幾乎每個中國大學都有詩歌社團和詩歌刊物，幾乎每個大學的每個系都有文學社團，詩人像現在的明星一樣被寵著，詩歌朗誦會的現場堪比現在的演唱會。

　　汪國真就是在這樣的氛圍里開始詩歌寫作的，他在大一就在中文系系刊發表了作品，但他后來覺得這些作品“很不上路”。顯然，那時的詩歌創作只不過是受風氣浸染，他還沒有成為一個詩人和認真寫作的自覺。

　　1979年4月13日，對汪國真來說是一個特別的日子。他從同學那里得知《中國青年報》發了他的詩，是機緣下校方提供給報社記者的，汪國真并不知道。但正是這個偶然的事件，激發了汪國真創作，尤其是投稿的熱情。他開始到處抄各種刊物的通信地址，將作品四處投遞，他估計發表率能有十分之一。

　　1982年大學畢業，汪國真進入了中國藝術研究院，成了《中國藝術年鑒》的編輯，幾年后轉入創作部。雖然在各種報紙、雜志上一直都有發表，但當時汪國真的詩歌屢遭嚴肅文學刊物拒絕。詩人、批評家唐曉渡曾經回憶，當時他在《詩刊》做編輯，常能看到一個叫做汪國真的年輕人拿著作品到編輯部“請教”，“但大家看過他的作品后，九個編輯里沒有一個重視的。”

　　汪國真那時就聽到過很多的嘲諷，說他“根本不是這塊材料，詩寫得太爛了”。再加上年近三十，深感一事無成，他的回應方式就是每天下班回家就埋頭寫，“一年肯定不只創作365首”。他在詩里說，“倘若才華得不到承認，與其詛咒，不如堅忍，在堅忍中積蓄力量。”

　　盡管“堅忍”，但他還是要經歷大量的拒絕和不被承認。直到1988年，那首后來成為他代表作的《熱愛生命》被《讀者》雜志收為卷首語為止，他才開始漸漸有了讀者，甚至有人詢問哪里可以買到他的詩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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