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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寬容之外，村子也為一個貧窮的帶孩子的寡婦設定了應有的形象。在失去了“妻子”的身份后，她必須當好“母親”，把孩子拉扯成人。這是周德軍的兄弟、父親為她求情的重要原因，是許林芳煩惱的源泉，也是她還得以繼續活下去的精神支持。

　　“小孩小孩要讀書，房子房子要倒塌。家里開支那么大，你說怎么過啦，這個生活。”她常常覺得活著沒意思，不想活了，但想到孩子，她又只能活著。

　　亟待解決的問題是房子。她不想讓孩子們在這個布滿裂縫和地洞的土屋里睡覺、吃飯。在公安局、婦聯等的資助下，新房的地基已經平出來了，但她還缺蓋房子的錢。

　　另一個問題是戶口。二兒子、三兒子和四女兒還在上小學，由于是超生的，又沒錢交罰款，這三個孩子都是“黑戶”。她不知道他們以后該如何上中學，如何買火車票，如何出門看外面的世界。

　　至于“教育”，則是一個更加奢侈的問題。因文盲而羞愧的許林芳希望兒女們能接受更多教育。但在貧窮面前，蒙昧正在被繼承。她的大兒子小學沒畢業就輟學了，這在村里的90后一代中極為罕見。

　　對三個未成年的小孩子，許林芳在努力為他們解決溫飽、湊足學費外，也難以提供更細致的照顧。

　　9月的鄉下，天氣已經微涼，兩個兒子睡的那張新床卻仍鋪著席子，席子下就是木板。他們睡覺很不老實，一夜輾轉后，第二天清早，兩個身材矮小的男孩子像曠野上的兩只小獸，相互依偎著斜躺在寬闊的床上。

　　梳洗和早餐后，三個孩子步行去上學，沿鄉村公路走到團結村小學大概要30分鐘，這是一所民辦小學，入學不需要戶口。一路上，他們人手一根從舊雨傘上拆下來的鐵傘骨，對沿線的草木亂砍，這是上學路上的娛樂。

　　三個孩子里，二兒子周二特別沉默寡言，但他很想爸爸。“他最喜歡你嗎？”周二搖搖頭。“他是不是打你最多？”點頭。“打哪？”“手。”“用什么？”“棍子。”說到這，周二眼睛濕了,他死死地盯著電視機，并沒有淚水滾落。

　　三兒子也很想爸爸，因為爸爸最喜歡他，經常帶他上街。小女兒周四則會大笑著喊道：不想!喝酒，身上臭死了！

　　三個小孩子從出生到現在，沒有拍過照片。去年，鎮上的中學來走訪貧困戶，留下了一張構圖怪異的“全家福”。周德軍、三個孩子和爺爺都在照片里。周二站在前景，只有半張臉，周三靠墻站著，周四和周德軍一起坐在門口的一個土墩上，爺爺蹲在更遠處。所有人都沒有看鏡頭，所有人都沒有笑。

　　采訪結束的時候，我提議給三個孩子拍個合照。許林芳就屋前屋后喊他們。正巧周德軍的姑姑來了，她特別生氣地呵斥許林芳：拍什么照，你正兒八經養大幾個孩子才是正事！”

　　許林芳拉著姑姑的胳膊語氣平和地說是留個紀念。等走到公路上，離姑姑有段距離了，她才繃不住，哭了：“其實她這么說我很難受……”她沒有說下去。過了會，她又為姑姑解釋道：“她是看見我們這個房子很著急，看見這幾個小孩著急。她怕你們又抓我回去坐牢。”

　　6以常理難以理解的是，在經過這么多年的羞辱和折磨后，許林芳并不怨恨周德軍，她對自己失手殺掉丈夫懷有極深的負罪感。

　　周德軍死后，她在夢里“見過”他三次。第一次是剛進看守所的時候。夢中她也在看守所，正在睡覺，周德軍站在她鋪位前。第二次是幾個月后，還是在看守所，她夢到周德軍帶著她和幾個小孩去走人情，那天他心情很好，似乎笑了。第三次是被判緩刑回家后，她睡在堂屋里的新床上。半睡半醒之間，看見周德軍站在她床頭，什么話都沒有。

　　這三個夢中，周德軍沒有怪過許林芳，許林芳也沒有怕過周德軍，夢里沒有打罵。周德軍總穿著活著時在正式場合穿的灰色西服。他們第一次見面時，他就穿著這種西服，松垮垮的，掛在周德軍的瘦骨上，蕩蕩悠悠。而這個羸弱的男人走起路來，偏喜歡甩肩擺袖，做出一副強勢的樣子。

　　現在，她會和周老頭一樣懷念周德軍零星的好處：沒有喝酒的時候，他會把飯桌上不多的瘦肉夾給自己，偶爾也會看著幾個孩子寫作業。

　　即使這個男人在世時幾乎什么活都不干，還打她，許林芳覺得那時也比她現在一個人好。至少，她還抱有一個一廂情愿的期盼：“我希望他脾氣能改過來，我想的是家里面團團圓圓、和和氣氣的。”

　　對她來說，比暴力更可怕的是孤單一人承受家庭的重擔，她沒有和大兒子一樣感到解脫，只感到更加煩悶。一想到那些亟待解決的問題，她心頭就一陣“毛焦火辣”。

　　她來不及可憐自己。殺死周德軍后，她為他整理衣衫和頭發，她想讓周德軍最后走得體面一點。現在，去地里種菜時，她會偶爾去周德軍雜草叢生的墳頭看看。“他本應該老死的”，如果一切可以重來，這是許林芳最大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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