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來，關于“習馬會”的設想和猜測一波接一波，從未消停過。然而，就在成功的希望隨著馬英九執政期進入倒計時而變得越來越小的時候，這個“歷史性事件”竟在一夜之間突然降臨。

輿論一片嘩然，“突兀”、“震驚”、“沒有想到”，代表了大多數人的反應。

然而，事情也并非不合常理，深諳兩岸情勢變化的人們心里早就明白：習馬見不見面以及如何見面，解答這個問題的主動權早已握在了大陸手里，只看大陸領導人有沒有這個意愿。

馬英九在四年前競選連任時曾斷言任期內不會與大陸領導人見面，但連任后迫于形勢，不久就改口稱“沒有將馬習會排除”，并積極嘗試借2014年北京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會議之機促成。

事情變得很明顯，無論是出于哪方面考慮，兩岸關系、歷史定位、拉動經濟、藍綠斗爭、黨內角力等等，對于馬英九，任期內的“習馬會”是個巨大的誘惑。

　　

　　而在大陸方面明確否定了借APEC會面的方案之后，雙方就都處于等待時機并創造條件的狀態。但兩人有個根本的差別：馬英九的本錢越來越少了，而時間卻在習近平一邊。在“九合一”選舉慘敗、馬英九辭去黨主席、國民黨明年下臺幾成定局的形勢之下，“習馬會”這張牌即完全落入了習近平口袋之中。

　　而何時打出這張牌，則完全取決于習近平對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的統籌，與臺灣和馬英九本人已關系不大了。

　　幾天來，輿論的解讀大多圍繞在此次會面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上。但由于難以確定是否有拉動選情或穩定局勢的正面效果，不少人傾向于認為這不過是一次“為見而見”的會面，象征姿態大于實質內容。

　　如此解讀在馬英九方面問題不大，本來就是大陸方面首先提出的，相當于白來的一個機會，即便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會談結果，單為“馬先生”名留青史這一筆，為見而見也值了。

　　新興大國的新型權力

　　但在“習先生”方面，事情就不那么簡單了。實質性的結果肯定要有，例如有評論人士指出，這一會面實際上拉抬了“九二共識”的神圣性和不可動搖性，將民進黨曖昧不清的“維持現狀”立場逼入死角，猶如為未來的兩岸關系“立一根鐵樁”。

　　當然不止于此，若放在更大的格局中看，在兩岸關系上先發制人、主動“立樁”，也正是習近平大棋局的典型棋風和走法。近年來，無論是南中國海的島礁擴建，還是“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的體系布局，無論是力推“新型大國關系”的“習式外交”，還是中俄互動、中英攜手等戰略縱橫，都是不同領域、不同程度上的先發制人和主動“立樁”。而兩岸關系上的“習馬會”，也是習近平大棋局中關系全局的一步棋，并非孤立事件，更不是簡單的為見而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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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恐怕要逐漸習慣中國的這種行為模式了。這一方面與習近平個人的強勢風格有關，再一方面則與今日中國因國力增強和世界地位提高而獲得的新型權力有關，也就是過去所不具備的“議題設置權”、“話語主導權”、“規則制定權”等。

　　在幾十年時間里，中國從一個地區大國崛起為世界大國，從邊緣地帶進入到中心位置，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經濟上，都始終在被動接受國際體系所給定的議題、話語和規則。

　　就以臺灣問題為例，這個原本因中國內戰而遺留下來的“國家統一”議題，在國際體系中被轉換成了“東亞地區和平穩定”這個大議題中的一個子議題，必須按照美國所制定的“不得單方面改變現狀”這一規則行事。

　　長期以來，中國都明確表示不挑戰現行國際秩序，遵守國際規則，即便是“國家統一”這個性質非常明確的“內政”問題，也一直都恪守不改變現狀的承諾，承擔著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的義務。然而，臺灣問題畢竟屬于中國的“核心利益”，這一點，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已公開承認，沒有異議；而中國在涉及自身重大核心利益的問題上卻完全沒有自己的議題，必須接受別人的話語和規則，長此以往，臺灣問題的解決之道又在哪里？

　　今日中國已是名副其實的經濟大國，當然也會成為名副其實的政治大國，而作為政治大國，至少要有自身的政治議題和政治話語。

　　習近平是一個應運而生的中國領導人，他個人的強勢風格，加上他所享有的極大的政治自主性，使他能夠在很短時間內確立起中國作為政治大國的新型權力。今后的世界將見證中國新型權力的一系列的運用，而即將在新加坡舉行的“習馬會”，正是其中之一。

　　對于自身的重大核心利益，中國是要堅決維護的。臺灣問題早晚要解決，習馬二人見不見面由北京來定，不是由華府說可以見還是不可以見，這是遠比會談內容更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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