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發布《互聯網直播服務管理規定》，對互聯網直播進行規范管理。近年來，網絡直播作為一種新型傳播形式迅猛發展，但也出現部分直播平臺傳播色情、暴力、謠言、詐騙等信息，違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問題，給青少年身心健康帶來不良影響。（11月7日經濟日報）

　　在網絡直播的江湖，既有新經濟的風口，亦有假惡丑的走秀。

　　眼下，年輕人的手機應用里，直播類APP幾乎成為社交軟件的標配。誠然，網絡直播當然不是洪水猛獸：作為技術手段，它是“互聯網＋”時代的CP感；作為生活方式，它是虛擬生存的文化分野。相關行業數據顯示，2015年至今，全國在線直播平臺數量超過300家。技術創新、資本上市……電商、游戲、體育、泛娛樂等各有涉及。有機構預測：2020年網絡直播市場規模將達到600億，中金在線的研報甚至認為2020年網絡直播及周邊行業將撬動千億級資金。

　　不過，直播市場在風生水起的同時，亦成為公共治理的一大隱患。各色網紅喧囂登場、各類平臺僭越底線：有直播“造人”的，有直播“飆車”的，不計其數的所謂“主播”，在虛擬禮物和點擊兌現的誘惑下，上演了資本原始逐利的紛紜亂象。最典型的，當數下面的例子——“先發錢直播，拍完后再收回去”。近日，一段視頻在網上流傳，視頻中，兩名男子在某直播平臺上直播做慈善，安排涼山州某村村民站成兩排，隨后直播給村民發錢，而在直播結束后，又把錢拿回來。據報道，涉事男子為某直播平臺主播，他已承認此事，目的是為了增加粉絲數和觀看量，讓“粉絲多刷禮物”。如此直播“偽慈善”，粉絲越多、傳播越廣，則影響越惡、傷害越甚。一言蔽之，當全民直播成為影響公共利益與秩序的重要力量時，就像當年的微博微信，將之納入規制與管理的密實籠子，就成為法治邏輯下的當務之急。

　　依法治理一以貫之。《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第五條早有規定，“從事新聞、出版、教育、醫療保健、藥品和醫療器械等互聯網信息服務，依照法律、行政法規以及國家有關規定須經有關主管部門審核同意的”、“應當依法經有關主管部門審核同意。”《互聯網直播服務管理規定》出臺，為網絡直播立規矩、設底線，既是權責所在，更是大勢所趨。符合網民對良好網絡環境的切身需求，也是依法治網，維護良好網絡生態的切實舉措。

　　從野蠻走向優雅，從粗放走向有序，網絡直播已然進入“清理門戶時間”。從歐美等國分級管控、時長限定等殺手锏來看，網絡直播本就不在法外之地。科學監管，是為了去偽存真；有效監督，是為了激濁揚清。無論是作為經濟形態的直播、抑或是作為文化范式的直播，守規矩、講紀律，是生存與發展的關鍵。如今，新規“出鞘”，有法可依，執法以嚴，必將打造一個天朗氣清的網絡直播空間。（鄧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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