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費沒有統一標準、行業標準落地無聲、政府部門監管空白、缺乏明確法律規定……這些都造成征婚者屢屢上當受騙，投訴無門，維權困難。

　　剩男剩女找對象這個“個人問題”，眼下已不是個人的問題。除了爹媽著急，全社會也為之操心。

　　前不久，共青團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賀軍科在新聞發布會上指出，大齡未婚是中國青年迫切關注的重大問題，共青團將幫助大齡未婚青年找合適伴侶。

　　據統計，我國當下尚未走進婚姻殿堂的適婚青年至少有一億多人。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30歲及以上女性人口中，有2.47%的人口未婚；而10年前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中，僅0.92%的女性人口未婚。

　　“支持開展健康的青年交友交流活動，重點做好大齡未婚青年等群體的婚姻服務工作。充分發揮工會、共青團、婦聯等群團組織和社會組織的作用，為青年婚戀交友提供必要的基礎保障和適合青年特點的便利條件。”今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中長期青年發展規劃(2016—2025年)》特別對“青年婚戀”提出了明確措施。

　　不過，這一發展規劃也特別提到，要依法整頓婚介服務市場，嚴厲打擊婚托、婚騙等違法婚介行為。

　　目前，隨著大齡單身青年增多，依靠婚介服務機構尋覓到合適人選，已成為很多人的選擇，尤其是近些年婚介行業借力互聯網，更是煥出活力。

　　而與之相伴的，是婚介市場的混亂問題：收費沒有統一標準、行業標準落地無聲、政府部門監管空白、缺乏明確法律規定……這些都造成征婚者屢屢上當受騙，投訴無門，維權困難。

　　婚介從政府介入到脫離

　　我國最早的婚介所，產生于上世紀80年代初期。農村插隊的知青回到城里，他們的年齡在30歲上下，還未找到結婚對象。那時候，“搞對象”是使用頻率特別高的詞，而解決大齡青年的婚姻問題，幾乎成為全社會的共識。

　　一時間，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共青團組織、婦聯組織、工會組織以及街道和居委會都被調動起來，各種類型的“聯誼會”“婚姻介紹所”也由此應運而生。

　　1982年11月，國內第一家婚介所——廣青婚介成立。當時婚介所還屬于政府介入的行為，而隨著社會逐步發展，婚姻介紹也逐漸脫離政府。公益性的婚介所漸漸淡出歷史舞臺，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私人開辦的婚介公司。

　　2002年，我國取消了民政部門關于婚姻介紹機構的前置審批。這一行業全面放開后，婚介機構猛增。由于進入婚介市場基本沒有門檻，魚龍混雜。虛假廣告、亂收費、用婚托等“黑婚介”開始出現，讓不少單身人士傷心又傷財。

　　《法制日報》記者輾轉聯系到一位業內人士蘇曉，多年前她在北京公主墳附近開過一家婚介公司。據她講，公司規模雖然不大，但是效益一直都不錯，問道“有什么秘訣”，她也直言不諱——忽悠！

　　蘇曉說，大多數婚介公司的業務員一般都不找年輕的，大多是四五十歲左右的中年女性。這些“紅娘”一般不以真名從事業務，都是以嘮家常的方式拉近與征婚者的距離，并以時不時打個電話等各種方式噓寒問暖，關心的語氣讓前來征婚的人倍感親切和溫暖。此外，大多數婚介公司收費一開始往往都不高，先是只讓征婚者交納千八百塊錢的服務費，視情況再一點點兒地加各種套餐。

　　“有的公司還會找點兒婚托，騙一個算一個。”蘇曉坦言。

　　蘇曉說，征婚者在被輪番洗腦后，會逐漸放松警惕，紅娘說什么就信什么。而且，時間一長，礙于情面，很多征婚者即便發覺不對勁兒，也不好意思為自己維權，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正所謂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于是在婚介市場，從業者和征婚者換了一撥又一撥，但這些套路化的經營方式，卻在很多婚介公司廣泛使用著。

　　實名制并非靈丹妙藥

　　伴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并受美國婚戀網站影響，國內婚戀網站從2005年起遍地開花。

　　為了讓擇偶者能擦亮眼睛，維護客戶利益，保護隱私，維護正常的婚介市場秩序，國家網信辦明確要求婚戀網站實行實名制，即便受限于婚姻信息無聯網、身份信息不公開等客觀原因，也要求婚戀網站務必做到手機號認證。

　　百合網市場副總裁轉伊容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說，2012年，他們開始推行實名制，實名認證也受到廣大用戶的普遍認可，從投訴數據來看，對不良和欺詐行為的投訴量下降了70%。

　　但轉伊容同時指出，實名制并不是靈丹妙藥。“雖然在建設誠信互聯網環境方面往前推進了一大步，但實名制并不能完全杜絕欺詐行為，只是可以顯著增加欺詐的難度。有用戶認為實名制了，就應該不存在任何騙子，如果再出現任何騙子就說明實名制是無意義的，這是不對的。”

　　作為業內人士，在轉伊容看來，婚介行業現階段最突出的問題就是婚姻誠信無法認證。

　　他進一步解釋說，我國的婚姻信息不對外開放，企業和個人都無法查詢會員婚姻狀態，婚戀企業只能依照用戶提供的相關證件進行核實，但不能完全保證用戶提供的信息和證件的真實性。另外，全國婚姻信息并不聯網，不能做到有效及時的更新與變更。所以才出現了“你已經結婚，但戶口本的婚姻狀態顯示的是未婚；法院已判決離婚，但民政部門依然顯示已婚”的問題，給婚戀網站的認證工作帶來了很大困擾。

　　針對婚姻信息無法聯網查詢、身份證照片庫不全面、手機號不能實現實名登記等問題，轉伊容透露說，他們正積極聯系北京市人大代表，希望能夠通過議案的方式推動國家網絡實名信息的進程。

　　婚介行業法律法規缺失

　　采訪中，多位業內人士指出，婚介行業法律法規缺失是現階段婚介市場混亂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據我所知，目前沒有明確的婚介行業法律條文。”轉伊容舉例說，目前他們的線下服務與會員簽訂的合同，主要依據合同法的相關規定，由于沒有完整的定義定位，這種婚介合同既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委托合同，也不是居間合同，大部分還是以概況性的服務合同為主，沒有具體的婚介行業性質的法律條文所依。

　　“在沒有行業法律法規的情況下，我們給會員提供的服務只能是根據婚姻法的相關規定去實施。所以在婚介行業法律法規上，我們希望得到相關部門的幫助，做到有法可依，進一步完善整個婚介行業規范。”轉伊容說。

　　缺乏法律的同時，婚介市場的行業標準也一直處境尷尬。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由于部分不良婚介和非法婚介充斥市場，2009年12月1日起，由國家標準委和全國婚慶婚介標準化技術委員會出臺的我國首部規范婚介服務機構的國家標準《婚姻介紹服務》正式實施。

　　《婚姻介紹服務》共涵蓋8大類內容，從服務范圍、服務原則、資源管理、服務過程、服務改進等方面，為婚姻介紹服務提出明確標準。根據這一標準，“紅娘”需持證上崗、征婚者要實名登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標準還明確，婚介機構應規定服務期限，不應提供無限期或介紹到成功為止的服務，對整個婚姻介紹服務機構的服務過程也進行了規范。

　　但在實踐中，由于標準在范圍和內容上規定得并不詳細，也缺乏相應的監管細則，其落地后，收效甚微。

　　對于很多征婚者來說，面對婚介公司提供的格式條款，自己并沒有多少主動權。而不少婚介公司依舊采取會員制，雖然簽訂的合同為期一年，但在合同到期之前，會以各種借口、理由，哄騙征婚者繼續不斷交納更多會員費，合同內容也一再變更。

　　婚介收費應設上限

　　缺少明確法律規定、行業標準落地無力，與此同時，缺少監管也是婚介市場的一大問題。

　　“對婚介行業應該加強監管，民政部門首先應當擔負其應有的責任。”北京隆安律師事務所律師劉輝認為，婚介市場收費沒有統一標準，行業混亂，缺乏法律規定，造成征婚者屢屢上當受騙又投訴無門，維權困難。

　　劉輝告訴記者，她所在的律所就曾經辦理過類似的案子。一位留美回來的大齡女青年與一家婚介公司簽訂了為期一年的18萬元服務合同，但合同履行了大半年之后，女方發現所接觸的人都與合同承諾的不符，在要求退款未果的情況下起訴到法院。一審法院判決合同解除，退款一半。之后，被告婚介公司提起上訴，最終雙方調解結案。

　　“這種官司打起來很費勁兒，解決類似問題首先需要多部門聯合，加強行業監管。其次，民政部門作為主管部門，應當出臺統一的婚介行業收費標準，約定雙方明確的權利義務，對婚介公司提供的服務內容也應當予以明確，尤其是對收費上限應當予以適當規定。”劉輝說。

　　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院長尹飛認為，首先，作為政府來說，恐怕要考慮一下監管的問題以及對于過分超出消費者承受能力的中介費用是否要進行干預。其次，還應加強行業自律，對于婚介機構竊取他人信息的行為，如果涉嫌違規就要進行處罰。此外，消費者也要進行自我反思。

　　尹飛同時強調，鑒于現在大齡剩男剩女越來越多，共青團、工會、婦聯等組織應該發揮應有的作用，通過正規途徑，幫助這些人解決婚姻問題。

　　另一方面，在虛假宣傳方面，違反廣告法等法律規定、嚴重侵害消費者權益的，工商管理部門應及時介入和監管。

　　此外，朱巍還特別提到，在婚介所等中介機構資質問題上，需要有一個入門門檻，具體條件應由有關部門具體列明。

　　(應被采訪者要求，蘇曉為化名)

　　□　本報記者 　朱寧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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