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善集（1900—1927）字義甫，筆名楊白。海南瓊東（今瓊海）人。
莫斯科東方大學舊址。
有一位瓊崖革命先驅，讓聶榮臻元帥念念不忘。聶帥不僅為他的故居題字，還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數次提到這位同學——楊善集。
楊善集筆鋒犀利、才華出眾，有多篇政論及書信傳世。這就讓許多人疑惑，是什么，讓這位文弱書生成長為瓊崖革命武裝的主要創建者？
在聶帥回憶錄、相關回憶文章以及楊善集本人作品中，其實可以清晰地窺見他的軍事背景以及創建革命武裝的思想源頭。
1981年，瓊海黨史機構派人到北京征集有關楊善集史料，很快與聶帥辦公室取得聯系，聶帥欣然同意。聶帥回憶，1924年10月他從法國前往莫斯科，先在東方大學學習三個月左右，學員中還有從國內直接來學習的楊善集等人。之后，聶榮臻、楊善集及其他一些同志被抽調去蘇聯紅軍學校中國班學習軍事，為中國革命培養軍事干部，為黨掌握武裝做準備，學軍事的時間約半年。當時中國班學生都住在莫斯科的一個兵營里，也穿蘇聯紅軍軍裝。“那時蘇聯紅軍沒有軍銜，只有職銜”。
楊善集等人為什么被抽調去學軍事？楊善集在紅軍學校學的是什么？聶帥回憶錄里有清楚的記載。
聶帥回憶說：“1925年2月，根據共產國際的通知，我和其他同志一起，被抽到蘇聯紅軍學校中國班學習。……當時，共產國際，包括斯大林，以及中國共產黨的有識之士，開始看到在中國革命中，我們黨必須掌握武裝的重要性，提出不僅要為中國革命培養一般工作干部，還要注意培養軍事斗爭干部。同時，在國內，孫中山先生接受了蘇聯顧問鮑羅廷的建議，在黃埔辦起了軍官學校，黨需要一批懂軍事的同志去幫助辦好這所學校。我們就是在這種背景下被抽調學習軍事的。這個中國班對外是保密的，與‘東大’沒有什么聯系，已納入了紅軍的編制系統，同紅軍穿一樣的衣服，過一樣的生活。”
“軍事學校設在莫斯科城里，很注意保密，我們盡量不出去。到野外演習，就去莫斯科郊外的森林。全體學員同紅軍一樣，一律住帳篷，一個班一個帳篷，每人發一塊草墊子，上面鋪一塊床單，再發一條毯子。軍事學校要求很嚴，訓練很緊張。經常在野外進行軍事演習，學習戰術、技術，有時也進行打靶。白天晚上，還輪流站崗放哨，過的完全是正規紅軍的生活。……軍事學校的教官，全部是從紅軍各單位抽調來的，幾乎都是蘇聯內戰時期各個戰場相當于將軍級別的紅軍高級指揮官……給我們講課的教員，他們有內戰時期的實戰經驗，講課的內容很實際，深入淺出，加上理論學習與實際訓練互相穿插，近半年的學習，在軍事知識方面還是有所收獲的。”聶帥回憶得非常細致。
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原主任陳錦愛說，有了這樣的軍事學習背景，楊善集回國后十分重視工農武裝。他考察海豐的革命運動后，曾撰文稱贊那里的農民武裝為“東方的紅軍”。在他的倡導下，瓊崖各地的農會在大革命中都成立了農民自衛軍，并在1927年瓊崖“四二二”事變后迅速成立瓊崖特委軍事委員會，并組建瓊崖討逆革命軍，擁有了自己的革命軍隊。
“1927年6月的寶墩會議，楊善集用通俗的語言說：‘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反動派手里拿著刀槍，我們手里空空如也，這個理是沒法說的。我們也要拿起刀槍，以刀對刀，以槍對槍，以血還血，不要當書呆子。’”陳錦愛說。
能文能武、一身韜略。可惜，楊善集過早地犧牲，沒能看到“二十三年紅旗不倒”后勝利的光輝時刻。
一封穿透歷史振聾發聵的信
這注定是一封穿透歷史振聾發聵的信件。
寫下這封信8個月后，信的作者即在一場對瓊崖革命產生重大影響的戰役中捐軀。
這位才華橫溢的青年名叫楊善集，是瓊崖革命武裝的重要創建人；那場戰役叫椰子寨戰斗，1927年9月23日，他犧牲的這一天，被正式定為瓊崖革命武裝誕生的日子。
“時隔84年，這封信依舊閃耀著思想光芒，透過它，我們可以窺見早期瓊崖革命家的思想理論水平的高度！”省委黨史研究室原主任邢詒孔對海南日報記者說。
“十月革命的經驗……很呆板的搬來中國用，是一個呆子……”
這封信寫于1927年1月27日，署名“楊白”，正是楊善集的筆名，原載《少年先鋒》二卷十三期。
《寄旅俄革命同志的一封信》，注明是“為紀念列寧紀念日而作”。通讀全文，曾在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及蘇聯紅軍學校中國班學習一年，而后回到廣東領導青年運動的楊善集，針對有些同志迷戀蘇聯生活不思回國工作的思想，言辭懇切地寫了這封信，巧妙地以設答及作者回應的形式，希望在東方大學學習的青年，學成回國“與污濁社會奮斗”，“在實際工作中去學習列寧主義”。
在這封信中，楊善集之才華橫溢、思想睿智，盡顯無遺。他寫道：“……我們要學習列寧主義，來紀念列寧，是不錯的。不過真正的列寧主義，不單單是在莫斯科，在蘇俄。他由圣彼得堡至巴黎，由倫敦至東京，由紐約至上海，世界上處處都布滿了列寧主義的種子，有些已開放幾朵鮮艷的好花……”
楊善集列舉了廣東等地的例子說：“現在這個中國環境當中，隨時隨地都可撞見工農群眾，以及被壓迫的人們，隨時隨地都有列寧主義的真確材料——只要你是一個虛心好學的革命青年！”
蘇俄是革命已經成功的國家，有些青年認為這里革命經驗很好，將滿載一車列寧主義經驗然后東歸。對此，楊善集說：“不錯，十月革命的經驗，是很寶貴的，但，這不過是一些重要的原則。至于英勇的方法和策略，非就地去找不可！很呆板的搬來中國用，是一個呆子，不是一個列寧主義者！真正的列寧主義者，要能夠在革命運動中去找經驗，去找到不背原則的革命經驗！”
有些青年慣于安逸樂而忘返，對此，楊善集認為：“在莫斯科，真有許許多多的新建設、許許多多的新社會現象，特別是在‘東大’那里讀書的朋友，有些頗有樂而忘返的傾向。然而這個新社會的射影，不過給革命青年以一種暗示，對于革命人生觀，有相當幫助。要完全在那里去確定革命的人生觀，將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不需要的。試問在安穩的生活當中，能養成一個奮斗的革命人生觀嗎？不能來與污濁社會奮斗的人生，有什么用？”
楊善集最后說：“我不是說你們在莫斯科沒有益處，但不要久留。要在實際工作中去學習列寧主義。只有這樣，才能學到真正的列寧主義，與革命的經驗，去鞏固革命的人生觀。也只有這樣，才能夠紀念列寧主義！”
在1927年初，這樣的表述，在黨內，在理論研究領域，可謂石破天驚！
廣東省社科院研究員黃振位認為：“在中共創建初期，在黨的理論準備不足和實踐經驗欠缺的條件下，楊善集能提出體現馬克思主義內涵的獨到見解，是十分難能可貴的。這不僅對革命青年如何學習掌握馬列主義，而且對如何靈活運用馬列主義都具有指導作用。完全可以說，楊善集是中共黨內提出把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先導者之一。”
陶季邑、林鴻范、陳錦愛等多位粵瓊學者及黨史專家，也對這封信閃爍的思想光芒贊嘆不已。
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敢于質疑權威堅持真理，瓊崖“三大旗手”一脈相承
邢詒孔曾經形象地把對瓊崖革命武裝斗爭“二十三年紅旗不倒”發揮關鍵作用的楊善集、王文明、馮白駒稱為“三大旗手”。
“84年前，楊善集就敏銳地意識到不能照搬蘇聯經驗和列寧主義，而應該將蘇聯經驗、列寧主義與中國、與瓊崖的革命實踐相結合，擯棄本本主義，敢于質疑權威堅持真理，這三位旗手一脈相承！”邢詒孔說。
邢詒孔有鮮活的例子。1927年9月楊善集犧牲后，王文明接過紅旗。他幾上幾下，無怨無悔，但對戰斗策略卻保持著異常清醒的頭腦。1928年年底，時任瓊崖特委書記黃學增執行中共廣東省委“城市中心論”的“左”傾指示，將特委機關遷往海口，對此王文明持保留意見。當年12月，黃學增率特委機關遷入海口，王文明率領130多名紅軍和部分赤衛隊、瓊崖蘇維埃直屬機關等共600余人，向母瑞山轉移，開辟母瑞山革命根據地。
1929年2月、7月，特委機關兩次被敵人破獲，主要領導人全部犧牲。如果當年王文明不是堅持從瓊崖革命的實際出發，而是呆板地執行上級命令，“二十三年紅旗不倒”的歷史可能就此改寫。
邢詒孔告訴記者，在王文明之后擔任瓊崖黨組織領導的馮白駒同樣如此：1946年8月和10月，廣東區黨委兩次派人抵瓊傳達指示，認為全面內戰爆發后瓊崖斗爭將更加艱難，要求瓊崖總隊主力撤往越南。馮白駒從斗爭的實際出發，懷疑指示的正確性，認為強行“南撤”可能將全部力量丟在海里，而緊緊依靠群眾堅持孤島斗爭，是可以堅持下去的。他建議暫不執行指示，待后向中央請示。與中央的電訊聯系接通后，毛澤東肯定了馮白駒的意見。
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敢于質疑權威堅持真理，瓊崖革命先驅們的優秀品格，與1978年開展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一樣，令人長久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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