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鴻基抗戰時佩戴過的文協會員證章
跑警報仍抱“木展”展品
1938年8月，武漢會戰失利，隨著國民政府遷都重慶，三廳的人員也分批撤往湖南，出發時，每人都隨身背著一個包袱，因為這個包袱在躲避空襲時是必須攜帶的，故當時被稱作“警報袋”。盧鴻基也有個“警報袋”，但里面裝的不是私人細軟，而是幾把木刻刀和一套“木展”展品。為避敵機轟炸，盧鴻基等人一般都走山道，盡管如此，他們還是多次遭遇危險，最嚴重的一次是在衡陽三塘，正沿鐵道前行的盧鴻基被火車飛馳的氣流刮倒，當救護者趕到時，發現因頭部磕傷而昏迷的他雙手依然緊抱著“警報袋”，其決心人亡袋存的舉動令三廳的同志們十分感動——事隔半個多世紀，當年任郭沫若秘書的陽翰笙對此還記憶猶新并在其回憶錄中作了專門的贊述。盧鴻基不僅小心地保護著“木展”展品，而且還十分注意發揮它們的宣傳鼓動功用，一有機會，他就將它們展示陳列，從衡山到桂林，有記載的正式展出就有四次，直到它們化為了壯美的硝煙——1938年12月28日，“木展”在桂林展出當天即被敵機炸毀。
1939年1月，盧鴻基隨三廳遷到重慶，此后數月，他作為“全木協”惟一駐會的常務理事，在四川的木刻家和《新華日報》以及中共南方局文化組的協助和支持下，重又搜集了570多幅木刻并以“全木協”的名義舉辦了“第三屆全國抗戰木刻畫展覽”。這次展覽不僅鼓舞了大后方人民的抗日斗志，也讓國際友人看到了中國人民的抗戰決心：當時“中蘇文化協會”挑選了包括盧鴻基的七幅木刻在內的百余幅展品去參加當年五月在蘇聯主辦的《中國抗戰藝術展覽》，由于這是中國新興木刻藝術首次正式出國展出，故引起了蘇聯美術界的注重和好評，評論家特爾諾菲茨在《評中國的木刻藝術》一文中說：“在中國木刻里，離群獨居的唯美主義者的藝術是最少的。中國木刻是和人民生活及中國民族解放戰爭發生著密切聯系，是從這一偉大戰爭中吸取形象和主題，而又直接為這一戰爭服務的一種藝術。”評論家歐希包夫尤其欣賞盧鴻基的作品，認為“非常有興趣的是盧鴻基的木刻，……這些繪畫和木刻都描繪出游擊隊、戰士以及國民革命軍指揮官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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