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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和下西洋出征圖。

秦始皇巡海圖。

俞大娘商船。

　　3月14日清晨，“阿羅哈杯”2016第七屆環海南島國際大帆船賽三亞站暨半山半島三亞帆船港比賽日舉行起航儀式，參賽船員舉起酒杯飲下壯行酒，開啟820海里征程。也許，這只是中國航海史上的小小一筆，已經令人如此感慨；而回眸整個中國航海史，更是令人蕩氣回腸。

　　“刳木為舟，剡木為楫”，中華民族對于海洋的探索早在距今7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就開始了。歷史上，中國人始終帶著無限的憧憬和希冀活躍在藍色的海洋上，不僅催生出一個又一個杰出的航海家，還開辟了一條聞名遐邇的“海上絲綢之路”，促成古老中國與海外各國的貿易文化往來。在時間激流的強烈碰撞下，中國航海的歷史回聲在大洋深處不斷傳響。

　　航海初探：一塊穿越7000年的木漿

　　1977年浙江省余姚縣河姆渡出土的一塊木槳，讓中國對于海洋探索的歷史推前至距今約7000年的新石器時代晚期。中國遠古人的航海是一種懵懂的航海行為，而中國古代航海事業真正開端是在夏商周時期。我國古書《竹書紀年》中記載，夏朝的帝芒曾“東狩于海，獲大魚”，可見夏朝中國便已擁有海上遠行能力。

　　周成王時期曾有“干越獻舟”的故事，當時的越人以擅長涉水聞名，“水行而山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往如飄風，去則難從”。越人曾取道東海，渡黃海，泛渤海，入黃河，逆流而上到渭水，抵達周都鎬京，將自己引以為豪的舟作為貢品，獻與周成王。獻舟的這一路，足以體現周朝時船的實用性能及航海技術都已不差。

　　春秋戰國時期，齊國、吳國和越國在海上探險、大規模海上運輸、海外貿易及頻繁的海戰中先后崛起，成為海上強國。在公元前七世紀中期，齊國就已能直接控制環繞山東半島及渤海的航行，其勢力甚至遠達東海和錢塘江口。

　　由于航海活動越來越活躍，出現了一些固定的諸侯國之間的航線。《論語》中齊景公問于晏子曰：“吾欲觀于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于瑯邪，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觀也？”從這句話里，便可看出當時以渤海灣口的芝罘（今煙臺）為中轉點，北到遼東半島，南到瑯邪已形成了一條南北航線。

　　春秋戰國時期的燕、齊航海者從山東或遼東半島出發，經過朝鮮半島，航行到日本，前后共開辟了兩條航線。春秋時期開辟了一條日本與韓國之間的左旋環流航線。隨著航海技術的提高，戰國時期又開辟出一條經由日本到馬島直航北九州的航線。

　　航海發展：開拓遠洋航線

　　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成為兼跨大陸與海洋的國家，優越的地理條件為中國航海事業的發展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秦朝時期不僅是我國古代造船業的第一個高峰時期，還是中國航海事業高速發展的奠基時期。

　　秦在平息南方的戰爭中就曾組織過一支能運輸50萬石糧食的大船隊，其造船能力可想而知。秦始皇在位的37年中，先后組織5次大規模的海上巡游，其中在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出現了我國古代史上第一次有計劃有組織的大規模航海。秦始皇東游海上，到渤海灣的黃（今山東黃縣）、腄（今山東福山縣）兩港，隨后南行到瑯邪港（今山東膠南南境），建瑯邪臺。秦始皇歸途中，過彭城（今江蘇徐州）西南渡淮水，至湘山祠（今湖南岳陽西洞庭湖中），從南郡（今湖北江漢流域一帶）入武關，返回都城咸陽。

　　在東巡途中，齊人方士徐福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州，有仙人及不死藥，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于是秦始皇發童男童女數千人派徐福入海求仙人。

　　據考證，徐福可能是從瑯邪港出發北上到成山角，向西至芝罘港，沿廟島群島北上至遼東半島南端的老鐵山，再向東北至鴨綠江口，再轉向東南至朝鮮半島西南海岸，隨后向東至朝鮮半島東南角釜山，經對馬島、對馬海峽到北九州海岸，然后向東進入瀨戶內海至大阪灣，最后到達和歌新宮町熊野津（今熊野灘）。

　　漢武帝（前140年—前87年在位）統治時，極力開辟海上交通，致力于海上各國往來。在漢武帝的努力下，漢朝先后開辟3條重要的海上航線：北起遼寧丹東，南至廣西北侖河口南北沿海航線；從山東沿岸經黃海通向朝鮮、日本的航線；徐聞、合浦的對外航線，兩港也因此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

　　“海上絲綢之路”即自廣東徐聞、廣西合浦，經由南海通向印度和斯里蘭卡，并以斯里蘭卡為中轉點通向西亞、東非乃至歐洲，中國經由這一路線獲得珍珠、璧琉璃、奇石異物等，而中國的絲綢等也由此轉運到羅馬等地的貿易航線。漢代的帆船開辟了從南海通往印度洋的航線，這是我國歷史上的第一條遠洋航線，推動了世界上最早的海外貿易發展。

　　漢代是中國航海事業發展時期的頂峰，自漢以后的三國、兩晉直至隋朝，中國航海都再未形成突出的成就，但這段時期內涌現出了不少進一步延續中國航海業的個人。

　　東晉僧人法顯沿陸上絲綢之路去西方尋求戒律，歷經艱險后終于達到南亞佛教的興盛之地——師子國（即斯里蘭卡）。他四處尋訪名山寶剎，虔誠尋求佛法后，決定從海上回國。法顯的歸途并非一帆風順，航行在海上多年，多次遭遇狂風大浪，他瀕于死境數次，但最終回到了故土，帶回大量佛經，又撰寫了1600年前中印遠洋航海的紀實之作——《佛國記》，對促進中國同印度、尼泊爾等國的相互了解和文化交流，起到重要作用。

　　走向成熟：海外貿易和文化交流活躍

　　唐帝國興起后，強大的經濟基礎和對外開放政策，促進了海外交通和貿易，出現了廣州、泉州等最繁盛的國際貿易港，首次建立管理蕃舶進出口和外商的市舶使，推動了中國航海業走向成熟。

　　唐朝擁有極強的造船能力。唐大歷到貞元年間富商俞大娘建有大船，這種船稱“俞大娘船”。江湖語曰：“水不載萬”，意思是說大船不過載八九千石。然而“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養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間。開巷為圃，操駕之工數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歲一往來，其利甚溥，此則不啻載萬也。”“不啻載萬”，就是說差不多達到一萬石的載重量了。“開巷為圃”是說船上可以種花果、蔬菜。駕駛船只的工人就有數百人之多，可以想象“俞大娘”航船規模之大，真像水上居民之鄉了。

　　唐代航線比漢代有了極大的拓展。唐代地理學家賈耽曾記中國至東西洋的海上航線及所到地點：一是北方“登州海行入高麗渤海道”，一是去西洋的“廣州通海夷道”，詳細記述了從廣州出發，經南海、馬六甲海峽，越印度洋，過斯里蘭卡、印度半島、巴基斯坦，又渡波斯灣、幼發拉底河，歷大食國的全過程。當時唐舶從廣州到大食全程只需要90天左右，可見當時的航海技術已臻于頂峰了。

　　宋代海外貿易興盛，也遠超前代。政府為增加財政收入，對海外貿易、文化交流十分重視。據《嶺外代答》、《諸蕃志》等書記載，有50多個國家和地區和中國往來交流。其中重要的有高麗、日本、交趾（今越南北部）、占城（今越南中南部）、真臘（柬埔寨）、蒲甘（緬甸）、勃泥（加里曼丹北部），阇婆（爪哇）、三佛齊（蘇門答臘島的東南部）、大食等，遠超了唐代活動范圍。

　　我國古代航海史上最偉大的事跡之一，是明代永樂三年到宣德五年28年間，鄭和七下西洋之舉。明成祖時派鄭和出使東西洋各國，自公元1405年始，鄭和共率領約2.8萬人、兩百多艘船只7次下西洋，歷時28年，航程過萬里。在中東方向，鄭和船隊最遠航行到沙特阿拉伯的麥加城；在非洲方向，鄭和船隊最遠航行到莫桑比克的貝拉港；歷經亞、非30多個國家和地區，這一壯舉標志著中國古代造船、航海的頂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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