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子丹：人已經喪失了分辨"需求"和"貪欲"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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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子丹，女，1954年出生于北京，祖籍湖南。高中畢業后做過話劇演員、出版社校對員及文學編輯。1983年開始寫作，1987年入湖南省作協當專業作家。1988年遷居海南島，先后在《海南紀實》和《天涯》雜志社當編輯。1995年以后曾任《天涯》雜志社主編、海南省作家協會主席。2005年9月調廣州市文聯當專業作家。曾出版小說集《左手》、《桑煙為誰升起》、《黑顏色》等七部，散文集《鄉愁》、《一個人的時候》、《當悲的水流經慈的河》、《一只螞蟻領著我走》等，以及長篇小說《長大不容易》和長篇散文《邊城鳳凰》，部分著作被譯為英、法、日文在境外出版。

　　記 者：蔣老師，作為一位作家，如何想到寫作動物保護的題材？據說跟您家里養的那只老貓有關？

　　蔣子丹：這本書的初衷跟我家養的一只老貓有關。這只貓已經跟我一塊兒生活了二十年，是我母親留給我的。但它只是為我寫作動物方面的文字提供了一個契機，而真正讓我竭盡全力去寫這兩本書的動力，恰在于我更多地了解了這只貓以外的其他動物（包括被遺棄的伴侶動物、被獵殺的野生動物、被虐待的農業動物、被殘害的實驗動物及被奴役的娛樂動物）的生存境遇之后，它們的處境之悲慘遠遠超出了我們的想象。

　　記 者：關于動物保護，以小說的形式會不會比目前這種隨筆的方式要好一些？

　　蔣子丹：小說的方式在直接討論一些問題的時候，會顯得比較間接。

　　記 者：請問您如何看待"素食"？ 不知蔣老師如何看待"絕對素食主義"的人？

　　蔣子丹：我覺得素食過于儀式化，把人性中的某些東西強行切割，如果把人也當作動物的一員的話，那么，顯然，素食者對人這種動物也是殘酷的。

　　素食的問題是最為復雜的問題，每個人切入這個問題的方式都是不一樣的。但如果把素食主義變成一種強制的辦法來推行，則顯然不是一個好主意。這一點我在《一只螞蟻》里有較長篇幅的討論。

　　記 者：很多讀者在看了您的《一只螞蟻領著我走》的內容后，說您很有悲憫心，您覺得如何理解這個悲憫心的說法？

　　蔣子丹：中國古代大儒王陽明說："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天地萬物一體之仁，是一種人間關懷，更是一種自然關懷，體現著人與自然界的和諧，也肯定了人類道德情感的真實。從這個層面上說，動物保護運動的意義遠不止對動物的保護，更在于對人類的自我拯救。

　　記 者：現在世界上依然存在很多問題，您認為戰爭、環境污染等問題與保護動物相比，哪些是最急迫的？

　　蔣子丹：幾乎所有從事動物救助，倡導動物福利和動物權利的人，都會遭遇這樣的責難：戰爭和恐怖襲擊不止，艾滋病和饑荒蔓延，眼看著人類自身有多少讓大家頭痛的問題無法解決，你們還有閑心、有閑錢去管動物。該救動物還是該救人？對于善良的人來說，是個看似莊嚴深刻的假問題。對于不關心也不愿意關心動物的人，這卻是一個欲蓋彌彰的好借口。先解決人類的問題，再解決動物問題，實際上是永遠不去關心動物，永遠把動物問題置之度外的最好托詞。

　　記者：您的這兩本關于動物的書，其文體有些特別，虛構和非虛構的融合在一起，打破了文體的限制。這樣的寫法，是出自怎樣的一種考慮？

　　蔣子丹：應當說這是一種交叉文體。你大約已經看到了，按照常規的分類，這里面包含了小說、散文、隨筆、論文、報告文學、采訪記錄甚至咨詢資料各種成分，還有一章是詩歌。寫成這個樣子并不是事先的刻意安排，而是順勢而為的結果。有關動物的觀念和現象紛紜復雜，不大容易理清和表達，為了更好地調動讀者的感覺，有時需要記敘，有時需要抒情，有時又需要用比較理性的方法來分析，這就決定了我不能只采用某一種單一的文體來完成。而且在我先前擔任《天涯》主編的時間里，早已從經手編輯的優秀作品中充分感受了文史哲交叉文體的魅力，此番重新回到創作中來，自然對單一文體的束縛有所抵觸，而對哪些事情、哪些觀點用什么文體表達最方便、最合適考慮得更多一些。我所收獲的創作體會是，讓文體服從于表意的需要，可以使我們的寫作獲得更多自由。

　　記 者：現在談論動物保護的人很多，但吃動物的人也很多，還有人一邊吃某一些動物，而提倡保護另一些動物，這是否矛盾？

　　蔣子丹：每一個關心動物命運的現代人，都無可避免地要陷入雙重的絕望：一邊要面對人類對動物愈演愈烈的利用、剝奪、虐待和殘殺；另一邊要面對自身根深蒂固甚至是無法超越的物種、基因及精神的局限性。當我們抱著深深的同情去關注動物時，我們的潛意識中的人類中心主義，現實生活中的消費主義意識形態，特別是我們身體里與生俱來的生理局限，都會成為障礙和干擾，使我們思緒紛繁，瞻前顧后，顧此失彼。我完全不想向我的讀者們隱瞞這個事實：在整個寫作過程中，這些困擾始終伴隨著我。

　　記者：您的書中有關"動物福利"、"動物解放"的概念都說得很清楚，但所謂"動物權利"卻有點語焉不詳，希望您解釋一下。謝謝！

　　蔣子丹：動物福利著眼于動物生活條件的改善，動物權利則是要給予動物更多的道德平等和倫理地位。它們最簡明的一個訴求是，要把所有的動物放出牢籠，而不僅僅把籠子的尺寸擴大。

　　記者：看完您的書后，我也深感您之所謂"雙向的沉重"，我注意到您最后把解決此種矛盾的出路寄希望于未來科學技術的發展，制造出人造肉和人造革，使人類徹底擺脫食肉的難題及由此帶來的良心自責和犯罪感?，F實也印證了這條思路的可行性。2008年4月15日《參考消息》上即有這樣一篇文章《人造肉即將推向市場》，這無疑是一條令全世界動物保護者振奮的好消息。但如果我們再深想一步，又會有困惑和疑問產生。試想，假使色、香、味與動物肉毫無區別的人造肉大量生產，擺上了人類的餐桌被人類大快朵頤，人類再也不用吃動物肉來滿足自身的營養需求，動物們再也不會因此死于人類的屠刀之下，那么動物是否會無限繁殖，最后與人類爭奪生存資源？畢竟地球上的資源是有限的，不會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再者，生物鏈、食物鏈是一種自然秩序，老虎、豹子、獅子和狼這些食人動物，它們會因為人類不再吃它們而與人類達成默契，改變本性，也不再吃人嗎？也是前不久發生了一個真實的事件：哈爾濱北方森林動物園的一只老虎吃掉了一名精神病患者。此前這個動物園的老虎就有吃人的前科。那么誰能讓老虎免開虎口，立地成佛呢？

　　蔣子丹：自然界有它自己生成、循環、平衡及發展的一定之規，生態環境不是我們的私家客廳，自然生命體也不都是我們豢養的寵物或者種植的盆景，可以聽任人的擺布和調遣。而且它的潛規則到現在還是不能被人類破譯，至少不能被完全破譯。所以這可能是一個沒有終極答案的問題，只能因時因地而宜。

　　記者：您是1988年到的海南定居，不知道您對海南建省辦經濟特區這20年來有什么感想？還有這次20周年的活動您參加了嗎？作為在海南生活了20年的半個海南人，不知道您對東湖那一帶宰殺及吃狗肉有什么看法？謝謝！

　　蔣子丹：海南是我的第二故鄉，如果沒有辦經濟特區的機會，我可能現在還在湖南呢。假如在20年前，我可能對東湖的狗肉館沒什么感覺，可是20年后的今天，我得為這個鬧市區還有這樣的地方感到氣憤了。

　　記者：其實，動物和人的關系，在通常情況下是和平相處的。動物的弱勢地位緣于在生態鏈中的位置。我們不可能把動物改造成強勢的群體。我還想問的是，保護動物，其實是人類強勢地位的體現，同時也是文明的象征。除了立法，劃定保護區域，有沒有可能在全世界的范圍內把動物做一個界定。分級，說明確哪些可以食用，哪些是有毒害的，哪些是有危險的。這樣一是可避免動物保護主義者和日常生活產生敵對情緒，再則是可以科學地、簡單地讓普通百姓知道哪些動物有益于我們。現在，只是一味地保護，在您的這本書里也寫到《野象恩仇》，如果正在保護的這些動物傷害了人類，那人本主義的當下，該如何是好？

　　蔣子丹：只要你深入了解一下動物保護的現狀，就會知道其實做一點保護已經很難，"一味地保護"現象根本不可能存在，因為正如你說的人文環境如此。

　　記者：您在書中寫了關于獵殺海豹的事。后來加政府立法，并實行了一項"眨眼測試"法規。您認為這是虛假的人道。雖然諸如"眨眼測試"這樣的規定，最終保護的還是獵殺者的利益，但是對于尊重生命而言，這樣的規定難道不是一種哪怕是小小的啟蒙與關懷？

　　蔣子丹：要是我們不去大量地宰殺它們，又何須這樣的測試呢？

　　記者：蔣老師本人看起來是一位非常年輕、很有氣質、很知性的女人。想問問蔣老師平常有什么特別的方法關愛自己嗎？用什么方法給自己解壓？

　　蔣子丹：假如我不曾寫這兩本書，肯定比現在要顯得年輕些，因為為了這次的寫作，我添了不知道多少白發。

　　記者：有人認為，人與宇宙間的一切生物都是我們這個世界平等存在的環境因素，這是人道的精神體現，但當寵物使我們的精神物化糜韉之后呢？還會有人道嗎？一個缺少人道、愛寵勝于愛人的世界會是什么樣子呢？城市寵物正在泛濫，寵物傷人，寵物破壞環境，寵物混同于人的生活，寵物經濟沖擊并傷害著窮人的自尊心和人格。誰能告訴我是人在寵物，還是物在寵人，還是因互寵同化？誰能夠預言，在將來人還能不能主導自己的生活與世界？

　　蔣子丹：我認為動物所有的問題其實都是人的問題，不管是殘酷虐待動物還是病態寵愛動物，都是人出了問題。

　　記者：從古至今，有不少動物都曾存在并生活過，但后來為了自身物種的生存而不得不去破壞或毀滅了另一種動物。所以，對于目前的宰殺動物問題，有人認為應該都是遵循自然界生存法則的。蔣老師怎么認為呢？

　　蔣子丹：甘地有一句名言，自然界的資源可以滿足每個人的需求，但卻不足以滿足每個人的貪欲。問題在于沉迷在物質高度豐富的萬丈紅塵中的人，正在喪失判斷何為需求何為貪欲的能力，也就是分辨天理與人欲的能力?，F在的最大問題是人類對待動物的態度已經遠遠超出了自然生存法則的底線。

　　記者：動物保護，一定是對大眾的。即使是動物保護的現狀很慘，但這是和整個大眾所受的教育、所需要的物質等有關的。謀殺動物的人，有他個人的倫理。為了錢財，謀殺自己的親人的都有。這些事情，拐賣兒童的也有。您參與了并了解了諸多動物保護的事件，您個人認為，保護動物，去除這些利益因素，如何才能讓大眾更有意識地參與呢？

　　蔣子丹：多關注動物的生存狀態，多知道一些真相，會讓我們增加參與的意識，這也是現代社會每一個公民不能回避的事情。

　　記 者：請問蔣老師，以前您主要是編輯家，主編過很多雜志，編輯過很多稿子。您能對從事寫作的網友說些經驗之談嗎？

　　蔣子丹：有感而發，言之有物，論之有理，是寫出好作品的不二法門。

　　記 者：蔣老師，動物保護就是要保護一切動物、一切生命嗎？那么我們對蒼蠅、蚊子、蟑螂等害蟲怎么辦呢？

　　蔣子丹：印度的佛教徒被蚊子叮咬的時候就不打，所以印度的蚊子特別多，我去的時候領教過。

　　記者：我覺得《一只螞蟻領著我走》這本書，里面的內容很豐富，包含許多方面的思考，并不是動物題材所能局限的。所以您才采取了"交叉文體"這種寫法？

　　蔣子丹：從這兩本書的部分章節在報刊上發表開始，我就常常被問及它們到底是小說，還是散文、隨筆這個問題。我的回答多半是請編輯定奪，放在哪個欄目下邊我都能夠接受。談到這兩部新長篇，我一般只說是長篇而不說是長篇小說，因為就整體而言它的文體比較復雜，有的章節是小說，有的章節是散文、隨筆或者接近報告文學的紀實，有的部分以論說為主，甚至還有一章詩歌。其中以小說元素為主的單元，里邊的主要人物純屬虛構，所有行為都在想象的范疇，同時也有事件過程的敘述和推進，跟小說的寫法沒有什么不同，不過在結構上不如有頭有尾的小說圓整。而散文、隨筆部分方便直接表達我的立場和觀點，論說部分方便直接討論一些問題，報告文學及訪談紀錄部分才是真實的人和事，沒有任何虛構，能真實地反映人類行為與動物的處境。

　　我的初衷并不是要做一次文體游戲，刻意追求某種效果，只是為了表達的便利。我想當年司馬遷寫《項羽本紀》，柳宗元寫《捕蛇者說》，歸有光寫《寒花葬志》，也不會考慮是小說還是散文吧？古人可以這樣自由寫作，為什么我們一定要畫地為牢？這兩部書因為涉及動物與人類關系的主題，方方面面格外復雜，并且難有定論，在寫作的過程中篇幅一再增加，好像有說不完道不盡的故事、感受、現象和思考，需要我動用各種文學手段來表現。

　　記 者：聽說狗除了導盲之外，還可以治療一些年老人的疾病。有沒有這方面的圖書、電影資料，推薦給我這位朋友??？

　　蔣子丹：亞洲動物基金會正在中國推廣一個狗醫生計劃，專門針對老年人和病人，有空你可以上他們的網站去查查。

　　記者：有時會看到這樣的新聞，政府官員、武警及軍隊官員去打獵，去盜獵保護動物，還有從學生教育體制上動物關懷與保護的缺失。請問您對此是怎樣的想法？是否也曾有過同樣的矛盾和彷徨？謝謝！

　　蔣子丹：情況當然不妙，當然叫人悲觀，但我很欣慰有一種人生態度叫做"悲觀進取"。失望不是我們停止作為的理由。

　　記者：中國內地數十家民間小動物救助組織步履維艱，除了缺少法規支持，很大原因是對動物保護的理念不正確，"不管是殘酷虐待動物還是病態寵愛動物，都是人出了問題"，這句話我認為非常有道理！

　　蔣子丹：我認為書中所記錄的一些動物保護人士，是一些超級勇敢的人，是當下中國動物保護實踐中最有獻身精神的行動者，對于她們在困境中的堅守，我一直抱有崇高的敬意，也懷有深切的同情，因為她們幾乎為保護動物放棄了一切正常的生活，甚至奉獻了自己的一生。而在有些人看來，她們的救助不光勢單力薄、于事無補，甚至全無意義；另一些人更會常常對她們提出各種各樣的責難。人的目力不可能窮盡所有的動物，人的救助永遠只能掛一漏萬，這在酷評者眼中，就成了嘲笑她們的理由。可是歷史上，無論奴隸解放、婦女解放，或是其他意義重大的改良和革命，都只能相對解決一部分或者一個階段的問題，不可能一勞永逸，而一切最終的了結，都是相對解決的累積，不可能一蹴而就。放棄所有不體察、不憐憫的理由，肯定有限救助的意義，也許正是她們最值得贊許的地方?；谶@一點，我愿意用自己的筆為她們鼓與歌，盡管她們會有各種各樣不盡如人意的地方。

　　記者：《一只螞蟻領著我走》和《動物檔案》看上去是一種綜合交叉的文體，但有人看了，覺得有虛構與非虛構的區別，您能否談談這個問題？

　　蔣子丹：在寫作這兩部書的時候，很少受到文體的束縛，而是想著哪些事件、哪些觀點用什么文體表達最方便、最合適。假如讀者對這些看起來有點眼生的行文方式不大適應，完全可以把它當作一個試驗品來對待。對我來說可以自寬自慰的是，我按自己的思想，認真而誠懇地說出了想說的和該說的話。

　　應該說，寫作過程中我切實體會到了多文體并用的便利之處，特別是遇到某種很難說清楚，或者很難說得生動活潑的觀念和理論的時候，動用文學的手段比直接跳到前臺去說教，效果要好得多。比如，《一只螞蟻領著我走》中間，涉及西方流行了多年而中國人還鮮有所知的"動物福利"觀念，我就用小說的方式虛構了一個中國失地農民，為了生計參與給活豬活牛灌水的勾當，最后通過自身的感受理解了"動物福利"到底怎么回事。我個人感覺這要比照搬西方人的條款有說服力。

　　其他的章節，如《盛寵時代》里的文婷、《狗年生意經》里的李立、《藏獒害怕人惦記》里的烏云、《秀亦成真》里的楊楊等人物，多次被讀者甚至是圈內同行問及是否真有其人，聽我說到他們完全是被虛構出來的，也跟你一樣大吃一驚。我想，這種吃驚可能是因為的確有些真實的人物和事件穿插其中，如《宇宙A級通緝令》中的踏貓女人王玨、《內心生活的意義》中的作家嚴敬、《安德魯可以瞑目》中的青年張小海等；也可能因為表現形式的變化較多樣，如《禁狗時期的心情》采用了沉魚、落雁兩個網友QQ記錄的方式，實際上完全是一篇對話體小說，《生態憤青小黃》的主體是主人公小黃為可可西里野牦牛隊募捐的演講稿，但不管是小黃本人還是他的演講稿，也都完全出于虛構。而這兩個章節一直被人以為是我直接從網上下載來的資料。

　　作為文學作品特別是小說，虛構永遠是不可或缺的手法之一，但無論如何它也只是諸多文學手法中的一種，并不是唯一的手法，更不是文學的全部。

　　記者：這兩本書的寫作有很多確切的事實在里面，但部分內容采取了虛構的寫法，會不會對整個內容產生影響，虛構帶來的過于戲劇性的沖突會不會造成一種自相矛盾？

　　蔣子丹：這就涉及了另一個話題。真正具有價值的虛構，即是文學的真實，文學的真實較之生活的真實應該更全面更概括，甚至是更高的真實。這要求有堅實的現實生活作為基礎，不可能是關在書房里胡編亂造出來的。

　　前些時候北京有家報紙的記者采訪時，曾經問我《動物檔案》里的那些小動物故事是否屬于紀實采寫。我對他說，這都是一些短篇小說，虛構的成分很多，因為小動物不會說話，不能向我痛說家史。我在北京的那個動物收容基地看到它們的時候，工作人員只是告訴我，這只狗的主人吸毒，還讓它吸；那只狗是被人從北海公園的湖中心救上來的；那只貓因為在主人床上撒尿被暴打并被遺棄……諸如此類。它們原來的主人到底姓甚名誰，是老是少，大部分都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于是，我就得給它們安排各種各樣年齡和身份的主人，富人、明星、流浪兒、老人、打工妹、單親少年等，讓它們曾經生活的場景遍布社會的各個階層、各個角落，通過它們反映中國人的生活現狀，以及對待動物的種種作為?？赡苁且驗闀?檔案"，這些小動物又個個都有照片，為了讓其更像檔案我還有意替它們編上了號碼的緣故，不少讀者還以為真的是些實錄速寫。

　　結果這個記者在報道時，很夸張地做了一個小標題稱此書"內容虛構大于真實"。我覺得這是一種誤解，也可能成為一種誤導。也許某只狗的身世是你想象的，但一定得是你根據生活里很多細節提煉的。就像那只漂亮小貓美眉，不必深究它的后腿是不是真被某個養鴿子的大爺為報復而砍斷的，生活中因為養鴿子樓上樓下吵架鬧得不可開交，甚至于釀出事故的事誰沒有聽說過？

　　為了達到文學的真實這樣一種最能感動人的境界，寫作者應該從潛意識中擺脫虛構與非虛構的觀念控制。虛、實都是為我所用，在兩者間跳躍、交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比較自由的狀態。自由的狀態當然也是好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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