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當前的位置：國內新聞>

農民工幸福感新觀察：夫妻團聚比賺錢更重要(圖)

海口網　http://www.8x8x7.com　時間：2011-06-06 12:19

　　廣東省廣州市總工會近日發布了《廣州市農民工幸福感調研報告》，這份調查報告的一大意外發現是，影響農民工幸福感的第一要素不再是傳統的經濟因素，而是夫妻團聚等家庭因素。專家建議，在“夫妻團聚比賺錢更重要”的幸福觀下，政府、社會和企業應共同努力，為農民工家庭團聚創造條件，提高農民工的幸福感。

　　從天各一方到家人團聚，幸福定義悄然改變

　　生產線上，34歲的江西籍農民工劉銀花特別扎眼：與一群80、90后女工在一起，她不僅年紀偏大，而且操作上也不如年輕人純熟快捷。盡管有點“格格不入”，但劉銀花卻非常滿意現在的狀態。

　　“我和老公分開了7年，結婚后我一直留在農村帶小孩，他到深圳來打工。每年就只有過年的時候能見上一面，由于怕花錢，平時電話都得省著打。要不是不想讓孩子變成留守兒童，我早就出來和他一起打工了。”劉銀花說。

　　由于業績一般，劉銀花的收入比不上年輕女工，但她并不太介意。她說，只要不太差她都能接受，因為她每天下班回家都能見到丈夫和兒子，一家人在一起才是她最在乎的事情。

　　《廣州市農民工幸福感調研報告》顯示，家庭因素的權重排在第一位，而經濟因素反而退居其后。這與往常社會對農民工最在意薪酬待遇的認識完全不同，也是整個調研報告中最令人意外的結果。更進一步的數據顯示，與配偶或戀人有較多時間和機會在一起的農民工，其幸福感明顯要高些。

　　將家庭因素作為幸福感第一要素并非只是老一代農民工的特點，被認為張揚自我的新生代農民工也做出了同樣的選擇。22歲的劉華敏來自湖南邵陽，她幾次推掉了到深圳“賺大錢”的機會，寧愿留在廣州做售貨員，和父母、哥哥擠在一間20平方米不到的小房子里。

　　“我是長大了的留守兒童，很小的時候父母就拋下我們兄妹進城打工。那時候真的很害怕，什么都不會，見不到哥哥我就哭。打雷的時候，我們兄妹就一起躲進被窩里。我和自己說，我要快點長大，長大了就能進城和爸爸媽媽在一起了。”劉華敏說。

　　留守的經歷讓劉華敏擁有很強的生活自理能力，鍛煉出獨立干練的作風。但是，她仍然選擇和父母留在同一個城市，不愿拋下家人追求所謂更好的發展。

　　隨著中國城鎮化進程的不斷加快，農民工群體的流動形態正發生著變化：從單一勞動力獨闖都市到攜妻帶子的家庭化遷移。家庭化遷移讓農民工背井離鄉的打工之路不再那么苦澀，放工回家有人熱飯、有人說話的生活成為他們的慰藉。盡管大城市的生活成本讓農民工的負擔變得更沉重，但他們認為這是“幸福”的代價。

　　裝修工羅百虎兄弟在廣州郊區合租了一套2居室的房子，每個月房租要2000元，他們的父母妻兒都從湖南老家來到了廣州，全家12口人擠在這兩室一廳里，客廳和廚房都被分割出來住人。

　　“與老家寬敞的老宅子相比，我們是‘蝸居’了。”他說。多了幾張嘴吃飯，羅百虎每個月的開銷變得更大，他不得不接更多的活，甚至做到晚上八九點才收工。但是他說自己覺得很幸福，因為家里有人在掛念著他，而不是一間空房子。

　　幸福愿望不容忽視，工會、企業織起幸福之網

　　如何把農民工對幸福的追求和城市的發展結合在一起？這對企業和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廣州市總工會副主席劉小鋼說，家庭因素排在農民工幸福感的第一位，反映了中國社會仍然是一個家庭本位社會，家庭是農民工的出發點和歸宿，是他們背井離鄉出來工作的最重要動因。他們的幸福感與家庭緊密相關，因此，用人單位需為他們家庭團聚的需求創造條件。

　　廣州市建筑集團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工會文明施工主管李漢強對此深有感觸。李漢強說，建筑行業是農民工的“用工大戶”，也是眾多矛盾的聚集之處。因此，工作必須做得細致，照顧到農民工內心的渴求，才能穩定這一龐大的群體。

　　“我們要求，臨時搭建的板房都必須24小時有熱水，裝配空調，工人無論什么時候放工都能吃得上熱飯。很多農民工都是拖家帶口來到工地，我們也盡量在住房等生活條件上給予便利，并且安排家屬做一些適合的工作，例如做飯和一些簡單的體力活都留給婦女，讓農民工能穩定下來，專心工作。”李漢強說。

　　李漢強發現，盡管在用人成本和財力、物力上的支出比以前高，但企業卻收到了更好的回報。“工人和老婆孩子在一起，就有家人管著他，工地上黃賭毒的現象銳減，工人之間的關系也更為和諧，這實際上降低了企業的管理成本和風險。關愛農民工的幸福需求客觀上給企業帶來了良好的收益。”

　　此外，調查顯示，近四成新生代農民工沒有伴侶或者戀人，這影響他們的幸福感。劉小鋼說，由于各企業間男女比例不協調，很多農民工在婚戀方面遇到了巨大的障礙，這讓農民工產生了孤獨感。工會、共青團、婦聯等組織應該多舉辦聯誼活動，為農民工牽線搭橋，解決他們“另一半”的問題。

　　創新社會管理，從滿足農民工幸福期盼入手

　　廣州大學教授謝建社認為，農民工經過十多年進城務工的積累，夫妻團聚、家人支持等家庭因素必然被放置到比較重要的位置。這表明經濟社會發展到今天，很多農民工已經解決了生存的需求，轉向更高的層次，家庭化遷徙就是這一思想變化催生的新現象。

　　如何適應農民工家庭化遷徙的新形勢，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滿足農民工的幸福感需求？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等專家建議，住房問題是阻礙農民工家庭團聚的首要因素，政府應盡快為農民工提供廉租房，減少農民工的家庭開支，促進農民工融入城市，為他們實現家庭團聚提供便利。此外，企業也應該為農民工家庭團聚創造有利條件，增加“夫妻房”，提供住房補貼，這不僅可以增加員工的穩定性，提高生產效率，還能節省員工的招聘及培訓成本。

　　在東莞、深圳等制造業密集之地，很多企業都為農民工開設了“夫妻房”，甚至對夫妻倆一同在廠里工作的給予一定獎勵。在用工越來越緊張的情況下，企業紛紛打出溫情牌，留住農民工的心。

　　在家庭化遷移中，子女入學成為農民工最揪心的問題。劉小鋼建議，政府一方面要促使各城市公辦學校招收農民工子女，另一方面要支持民辦的打工子弟學校，提升這些學校的教育質量。此外，應盡快把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與戶籍問題脫鉤，實行無條件的公平義務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