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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患者在等待中去世

　　我國每年大約有150萬名因末期器官功能衰竭需要移植的患者，而器官移植手術僅1萬例左右，這意味著，我國的器官移植率高達150：1；而同期美國比例約5：1，英國是3：1。

　　同濟醫院器官移植研究所專家告訴記者，每個星期，他們都會接到數位甚至十多位患者詢問肝移植相關情況。但由于供體不足，平均下來，醫院每個月只能做1到2例手術。肝病晚期患者等不得，很多人在等待中去世。

　　而同濟眼庫工作人員則表示，捐獻角膜的志愿者確實在不斷增加，但八成以上都是惡性腫瘤患者或年紀較大的“老病號”，這些捐獻的角膜已經失去了醫療價值，“多被用于科研和教學”。

　　武漢市紅十字會介紹，從2000年開始的10年間，該會僅登記受理遺體和眼角膜捐獻這兩項業務。目前，登記在冊人數達5000余人，其中，實現捐獻愿望者380余例。

　　2010年3月，我國衛生部重啟人體器官移植條例。同年7月，我市正式列為全國11個試點器官捐獻的省(市)之一。而11月17日，我省麻城惡性脊髓瘤患者魏霞成為我國重啟器官移植條例后，實現心肺、肝、腎、胰腺、眼角膜和皮膚組織等綜合捐獻第一人(本報曾連續報道)。

　　器官捐獻在艱難中前行

　　器官捐獻到底難在哪里？

　　武漢市紅十字會相關負責人駱鋼強坦言，這是由我國的傳統文化、醫療環境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總體來說，只要家屬在志愿者身后“不變卦”，捐獻過程通常都會比較順利。但這一過程必須在確定捐獻者死亡前介入，此時正是家屬最難接受的時刻。此外，確定捐獻者搶救無效，必須完全符合“腦死亡”的標準，衛生部關于這一標準制定就曾數易其稿，直到2009年才發文規定了腦死亡判定的先決條件、臨床判定、確認試驗和判定時間等。

　　但真具體到某一個人身上時，這些書面上的文字就變成了既紛繁又“敏感”的問題和眼淚。家屬痛苦、紅會為難，“不少捐獻就在此時猶豫，最終放棄”。

　　而在國外，器官捐獻有一整套完備的制度，比如捐獻卡制度。司機從拿到駕照那一刻起就要選擇，一旦車禍死亡是否同意捐獻器官；隨后的組織配型、器官分配都有規定好的操作手續，來保證器官捐獻有效有序地進行。

　　我國正在試點，相關立法還不完善，它既涉及捐獻者與接受器官移植者的權利和義務，又涉及社會公德、人類倫理等各方面，因此有關專家呼吁配套器官捐贈法規早日出臺。（祁燕 周曄 伍偉）

　　(出于對捐獻者家屬及受捐者的尊重，文中當事者名字皆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