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在西亞北非政治動蕩中體現出的復雜政策、矛盾心態有著深刻的背景，是美國中東政策內在矛盾的集中上演。

　　中東政治動蕩發生以來，美國應對政策中的兩面性、矛盾性、多重標準非常突出：美國對沙特、巴林的示威者置若罔聞，對利比亞的反政府運動則施以援手，美國在中東地區的戰略利益、目標和手段再次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美國在中東政治動蕩中體現出的復雜政策、矛盾心態有著深刻的背景，是美國中東政策內在矛盾的集中上演。

　　戰略目標存在內在沖突

　　美國的中東政策是美國全球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服務和服從于美國的全球戰略。國家安全、經濟利益、美國價值觀、全球領導地位可以說是美國國家利益的四個層次，也是美國全球戰略的目標。當美國的一項對外政策涉及全部四個層次，且各個層次間的優先次序不明顯時，對外政策則會顯得異常復雜。特別是當美國國內政治作為一個干預變量參與進來時，形勢會變得更加撲朔迷離。美國的中東政策恰恰就是這樣一個案例。

　　在中東地區，美國核心安全利益是維護以色列的安全、打擊伊斯蘭恐怖主義。奧巴馬政府視以色列安全、巴以和談、伊拉克穩定、反恐、防擴散和伊朗問題為美國在中東地區的主要安全目標。進一步分析發現，美國關注伊拉克、伊朗問題、防擴散和巴以和談的根本原因還是因為這些議題與以色列安全、恐怖主義有關系。因而可以認為美國在中東的主要安全利益就是維護以色列安全和反恐。

　　美國在中東地區的經濟利益主要體現在貿易方面，主要是能源進口。但是同歐洲國家、日本和中國相比，美國對中東能源的依賴并不嚴重，只有17%的進口石油、0.5%的進口天然氣來自中東地區，未來對中東石油的依賴度仍然會保持在20%以下。盡管如此，美國仍然非常關注中東的石油供應安全，原因在于石油的價格問題。為了保持穩定的石油價格，美國必須維護中東地區的穩定。

　　人權、自由是美國的核心價值觀。因為其宗教和意識形態的獨特性，對外推行其價值觀已經深深地融入了這個國家的血液中。價值觀始終是美國外交中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只不過有時價值觀與美國戰略利益一致，有時是沖突的。在中東地區，美國的價值觀利益就是支持這些國家內部的民主運動，反對獨裁政府；支持民主國家，反對獨裁國家。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歷屆總統都強調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認為惟有如此才能最好地保護美國利益。美國的領導地位，主要體現在美國對全球自由貿易體系和全球安全體系的責任方面。在中東地區，美國的領導地位表現在對地區穩定和石油供應的責任上。

　　在美國對中東政策的考量中，上述四大利益目標均占有一定的份量，但是往往有個先后順序，不可能并駕齊驅，也不可能占有同樣的份量。在中東地區，四大利益互相沖突的時候更多。長期以來，美國的中東政策無法擺脫偏袒以色列的基本特點，因而激起了阿拉伯國家的普遍不滿，特別是成為伊斯蘭極端勢力進攻美國的主要借口。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以色列安全和反恐這兩個目標是矛盾的。在反恐問題上，美國面臨著越反越恐的矛盾和困境。中東恐怖組織因為痛恨美國干涉中東事務，所以才將美國作為首要攻擊目標。但是，美國為了打擊恐怖主義，必須加強同埃及、沙特、也門等政府的合作，深度介入中東事務。這樣，美國在中東反恐問題上似乎陷入了一個邏輯困境。因為美國對中東事務的長期干預，中東的伊斯蘭極端勢力才會攻擊美國；因為伊斯蘭極端勢力攻擊美國，所以美國才不得不深度介入中東事務。9.11事件后，美國為了打擊恐怖主義，再度深度介入中東事務，結果引發了更大的反美浪潮。由此可見，在美國中東政策上，不僅安全、經濟、價值觀和領導地位幾種利益之間存在沖突，就在單一利益內部的不同目標之間也存在矛盾。

　　奧巴馬應對中東變局的困境

　　面對中東的政治動蕩，奧巴馬的反應先是謹慎、搖擺，后來又在利比亞問題上冒進，前后立場形成鮮明對比，反應出美國在中東政策上左支右絀的困境。

　　奧巴馬上臺后反其道而行，實施以“戰略收縮”為主要特征的中東政策。在反恐問題上，奧巴馬明確放棄布什政府“反恐戰爭”的提法，代之以“打擊暴力極端勢力”，以此減弱對中東國家的沖擊波。在伊拉克問題上，奧巴馬提出清晰的撤軍時間表，緩解在阿拉伯世界引起的不滿。在民主問題上，奧巴馬放棄了布什的“大中東民主計劃”，把近期地區穩定擺在了長期民主化前面；在巴以和談問題上，奧巴馬加大了對以色列的壓力，力促恢復和談，期望為美國的兩難困境解套。然而，突如其來的中東政治動蕩一夜之間中斷了奧巴馬的新中東政策，讓其陷入了更大的困境中。

　　奧巴馬必須在美國的國際信譽與美國的價值觀之間走鋼絲，在穩定與民主的平衡中尋找站位。美國要在中東落實“戰略收縮”，就必須將地區穩定和反恐的任務交付給其中東盟國，因此奧巴馬政府更加依賴埃及、沙特、也門等國家的政府，盡量不表露對他們的人權批評。突尼斯、埃及政治動蕩發生后，美國自然而然的反應就是支持當地政府。但是，隨著埃及局勢的快速變化，奧巴馬認識到繼續支持穆巴拉克將站在失敗者一邊，這才站到了穆巴拉克的對立面，聲稱穆巴拉克必須下臺。而在沙特、巴林和也門，美國盡管對反政府運動表達道義上的同情，但是從一開始就同當地政府站在一起，支持他們采取暴力措施穩定局勢。這些國家均是美國的重要盟國，他們的穩定對美國利益至關重要。在穩定與民主、利益與價值觀發生沖突時，奧巴馬總體上站在穩定和利益的一邊；但是當形勢已不可為時，則順勢而為地站到了民主一端。

　　在利比亞問題上，美國的政策受到價值觀、全球領導地位和國內政治的主導，明顯偏離了利益與人權之間的平衡狀態。首先，利比亞不涉及美國核心的安全利益和經濟利益；其次，軍事干預利比亞非常有可能讓美國再度陷入中東戰爭，嚴重損害美國的利益。正是基于上述考慮，在利比亞內戰開始后的一周內，奧巴馬政府內部的共識是美國不會軍事干預利比亞局勢。然而，當卡扎菲的政府軍逼近反政府控制的班加西的時候，利比亞出現大規模人道主義災難的可能性變得真實而迫切，國內政治和國際領導地位的考量主導了奧巴馬政府的決策。鑒于克林頓政府在盧旺達、科索沃問題上受到的國內指責，奧巴馬如果無所作為，將會在國內政治斗爭中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在國際上，若美國無視英法的要求，坐視人道主義災難發生，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將大打折扣?；趪鴥日魏蛧H政治的強大壓力，奧巴馬政府即使知道利比亞是一個大陷井，也只能不管不顧地跳下去了。

　　在對待通過“民主化”進程進入政治舞臺中心的各派力量的問題上，例如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利比亞的反對派，奧巴馬政府在民主程序和民主結果的認同上陷入了尷尬的境地。在此輪中東政治變局中，長期受壓制的宗教政治力量將在一定程序上復興。美國是一個信奉政教分離的國家，對于宗教力量參政本身抱有很嚴重的戒心，更何況“穆斯林兄弟會”歷史上同“基地”組織等極端宗教力量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因而美國的擔憂是可想而知的。但是，“穆斯林兄弟會”又是通過美國所贊賞的民主程序進入政治舞臺的，在道義上美國沒有任何理由反對，這正是美國感到尷尬的原因所在。

　　中東變局發生以后，這些發生政治動蕩國家的政府今后是否能夠一如繼往地落實美國的反恐政策、能否繼續維持現有的對以色列政策，以及對哈馬斯持何態度，都是一個未知數。美國政府的一名反恐官員說，新變局令人恐懼，美國將不得不重塑與這一地區各個國家的關系，這確實令人擔憂。傳統上，美國主要依靠這一地區對美國的友好政府落實反恐政策。埃及、也門、突尼斯等政府是美國在中東地區反恐的重要伙伴，甚至利比亞近年來也成為了美國的反恐伙伴。但是變局發生以后，這一切將如何重新洗牌，美國還在等待答案。

　　不會改變戰略收縮的方向

　　從大趨勢上看，美國國家戰略的重心轉向國內，全球戰略收縮的方向不會變，其中東政策也將在未來處于相對收縮階段。美國全球戰略收縮的首選目標就是中東。雖然中東政治動蕩開始后，美國不得不再度加大對中東的投入，特別是利比亞戰爭再次把美國拖入新的中東亂局，這些突發事件阻礙了奧巴馬從中東脫身的計劃，但是這不會令美國放棄戰略收縮這一長遠戰略目標。

　　從近期看，美國的中東政策框架不會大變，戰略收縮很難落實，政策調整也不易，中東政策的變化將限于修補。首先，美國在中東的戰略目標短期內不會變化。維護以色列安全、遏制伊朗和敘利亞等反美勢力、打擊恐怖主義、維持穩定的石油供給是美國在中東的主要戰略目標。其次，美國也難以找到落實戰略目標的替代手段，只能修補原有的政策。目前，美國主要依賴中東地區的盟友幫助其對抗伊朗，調停阿以關系，打擊伊斯蘭極端勢力，維持石油的供給。只要美國無法從地理位置上把自己移到中東，無論中東的局勢怎么變，美國要落實自己的戰略目標，必須依賴中東地區的國家。不論是埃及、突尼斯，還是沙特、巴林，美國仍然會設法同他們保持盟友關系。美國已經宣布增加對埃及的經濟援助，顯然是想維護以前的雙邊關系。第三，中東地區的美國盟國也需要同美國保持合作關系。這次中東變局的主要原因是這些地區的人民對國家內政治理的不滿，而不是對國家對外政策的反抗。在可預見的將來，無論這些國家的民主化搞到什么程度，他們仍然需要美國來平衡伊朗的影響。

　　美國是一個獨特的全球性大國，既要維護其全球領導地位，又要推行美國價值觀，這讓美國的對外政策充滿矛盾、悖論。同時，中東地區也是一個獨特的地區，經濟上掌握全球石油供應的命脈，地理位置上處于歐亞非三大洲的樞紐，政治上激進的宗教力量和溫和的世俗勢力并存，社會上現代和傳統互相競爭。美國遇到中東，就產生了現在撲朔迷離的對中東政策。民主與穩定之間的選擇本是美國外交中的常態，但是只有在中東地區表現得最突出。目前，美國對中東變局的政策是矛盾的。未來，中東的政治變革還將進一步向前發展，美國的政策仍然是矛盾的、沖突的、多重標準的。牛新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