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

　　“為了更多人不再隨便被‘代表’”

　　昨天，本報記者對話建議信的發起人彭寶泉。對于發信目的，彭寶泉表示，只是希望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和感受提些切實的建議。

　　公益組織指導寫建議信

　　新京報：為什么會寫這封建議信？

　　彭寶泉：因為被強制收治過，我們能體驗到在精神病院里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絕望處境。從網絡上，我們了解到《民訴法》和《精神衛生法》在修（制）訂前公開征求意見，我們希望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和感受提些切實的建議。

　　新京報：你們來自不同地方，怎么聯系到一起的呢？

　　彭寶泉：我們在有了“被精神病”的經歷后，都曾向公益組織——深圳衡平機構尋求并得到過法律方面的幫助，因此有了聯系。這次寫信，也是我們陳述了自己的意見，得到了衡平機構的指導和整理幫助。

　　寫信時曾怕報復

　　新京報：你們都是被自己的監護人、單位或當地政府有關部門強制送入精神病院，現在又向全國人大寫建議信，不怕遭到報復嗎？

　　彭寶泉：說實話，怕過，但寄這封信，不僅為了自己，也是為了社會，只有好的法律，才能保障我們的權利。我們五個都是一樣的想法，就是為了更多人不再遭遇隨便”被代表”。

　　新京報：你們如何寫出這么專業的法律建議書？

　　彭寶泉：就是被那段“被精神病”經歷逼出來的，被強制入院時，我們都知道是不對的，充滿了憤怒，但卻不知道他們究竟錯在哪兒。重獲自由后，我們通過網絡，通過媒體和公益組織的幫助，才知道錯在哪兒？現行的法律法規有哪些漏洞？怎樣去保障自己的權益？

　　“被精神病”未獲道歉

　　新京報：你認為你們提出的建議，有可行性嗎？

　　彭寶泉：任何法律，都是考慮大多數人的情況，我們考慮的還是“被精神病”的狀況。被精神病者被強制收治到精神病院后，也被視為無訴訟行為的人，說話沒人信。但如果法律賦予他們有委托代理人的權利，他們就有話語權。另外，現在的《精神衛生法》草案也賦予非自愿入院患者通訊權、會客權，以及申請復診的權利，我們認為這意味著我們有可能委托自己信任的人，幫助代理自己在強制住院期間的各種事務。

　　新京報：你個人目前情況怎么樣？“被精神病”后，相關機構跟你道歉賠償了嗎？

　　彭寶泉：一直到現在，沒有任何機構或任何人就此事主動跟我溝通，今年，我對當地公安部門的行政訴訟已經敗訴，我對當時強制收治我的精神病院的民事訴訟，從今年2月開庭，8月再次開庭，至今也沒有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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