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近百年來的歷史，我們黨的幾代領導人都曾多次號召大家講真話、道實情。但實事求是地說，并非所有人都有講真話的勇氣。

　　真話應同時具備兩個要素：一是屬實，二是完整。工作中往往既有成績也有問題，如果只講成績而回避問題——報喜不報憂，即便所言屬實但因不完整，也不是真話。

　　很多人為什么不講真話？因為軟環境欠佳，人們還有心理障礙。具體地說：

　　其一，不是所有領導都愿意聽逆耳之言。如果與不愿意聽真話的領導相處，你偏要向他講真話，那是當面“揭短”；如果你越級講真話，那是背后“舉報”。這兩種行為都很容易激怒本單位的領導。如果與固執己見的領導相處，你講真話未必能改變領導的既定主張，反而容易被戴上“唱反調”、“不配合”的帽子，后果可想而知。

　　其二，對講真話的人缺乏制度性保護。因言獲罪的歷史雖然漸漸遠去，但因言失和、失寵、失勢、失位的危險隨時存在。在“一言堂”的環境里，有些人就是因為“總給領導找毛病、提意見”而被邊緣化、“掛起來”，甚至另行安排其他工作。前車之覆，后車之鑒。于是，一些曾躍躍欲試的建言者變得“成熟”起來，學會了與領導保持一致。

　　其三，缺乏對知情不舉者的問責機制。多年來，一個地區、一個部門、一個單位的功過是非，往往多記在“一把手”的賬簿上，與副手、下屬并無多大利害關系。緘默者可能平安無事，多嘴者可能禍從口出。于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便成為一些副手、下屬的座右銘。

　　其四，缺乏對工作的負責精神。在一些地方和單位，工作干得好不好無所謂，只要你順情說好話，事事取悅領導，個人就可以一順百順。嘗到邀寵的甜頭兒，誰也不想在領導面前“逞能”。于是，一些人變得只對領導負責，不對事業負責，發現問題扭過臉去。

　　這些軟環境不改變，在這些軟環境下形成的心理障礙不排除，敢講真話的人只能是屈指可數的新聞人物。

　　——摘編自《黨的生活》第5期 作者高明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