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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公安部門的消息稱：7月29日，北京市大興區摔死女童案犯罪嫌疑人韓某、李某，分別因涉嫌故意殺人罪和窩藏罪被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依法批準逮捕。同日，首都機場爆炸案犯罪嫌疑人冀中星因涉嫌爆炸罪，被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檢察院依法批準逮捕。

　　突發的暴力事件，讓人們感到焦慮和恐慌。相關信息快速傳播，對事件的討論也隨之而起，各種觀點在網絡上激烈交鋒。一時間，對社會治安的擔憂，對極端分子報復社會的驚恐，對暴力事件頻發原因的反思，成為輿論空間的重要議題。

　　惡性事件的接連發生，強化了人們“禍不單行”之感，似乎壞事都有某種“扎堆效應”。之所以如此，一個原因是人們的注意力被新聞報道所吸引，很容易在各類信息中找尋“同類項”。媒體也可能通過對報道內容的選擇，引導受眾注意某一話題。如果媒體集中報道突發事件，讀者就會對其有更多關心，并將與此相關的信息迭加，進而得出社會治安糟糕的判斷。相比之下，大部分壞消息更有吸引力，更易傳播，也加劇了“壞事一籮筐”的印象。

　　壞消息的蔓延，不僅會引發社會焦慮，還會讓某些暴戾情緒增加，甚至“誘使”進一步的犯罪。公眾的恐慌，輿論聚焦之下的“轟動效應”，詳細的犯罪細節描述，可能會為更多的犯罪行為提供“樣板”——不知不覺中，形成了惡性循環。

　　避免的方式之一，是對我們接觸的信息加以甄別，不盲目地被壞消息帶著走，進入某種預設的假定。同時，小心那些“混淆是非”的觀點，不讓其左右我們的認知和判斷。在最近發生的幾起惡性事件中，就有一些觀點需要審慎對待：比如，理解和同情犯罪嫌疑人，認為他們是被逼無奈，才報復社會；社會的惡導致個人的惡。

　　對某一種行為的支持或反對，有是非標準，更有法律底線。當一個人逾越法律底線，以極端方式表達不滿，威脅公共安全，甚至濫殺無辜時，所謂的“理解和同情”，就是對惡的縱容，對善良的傷害。

　　假如你的親人朋友出現在事發現場，成為無辜的受害人，你還會說犯罪嫌疑人的行為值得同情和理解嗎？犯罪就是犯罪，這不是維權，也不是迫不得已。如果為犯罪尋找理由和借口，就是對犯罪的縱容，可能會禍及我們每個人。

　　如同“報復社會”一樣，“社會的惡”其實是一個含糊籠統的概念。每一次對社會的報復，都指向某些具體的人，作為無辜者，他們不會說犯罪分子傷害了社會，只會說自己是他人惡行的受害者。同樣，沒有抽象的社會之惡，只有具體的個人之惡。報復社會的利刃，一次次砍向具體的受害者；個人之惡，卻一次次借“社會”的抽象之名逃脫責任，這樣的悖論，我們是否愿意接受？

　　任何“可以理解”的犯罪動機，在生命和公共安全面都前相形見絀；任何原因和理由，相比無辜的受害者，都輕薄無力。不要試圖給犯罪套上合理正當的外衣，法律面前，對錯是非的界限很明晰。我們需要同情的，是一個人曾經的不幸，是弱者的苦難，而不是暴力犯罪，不是濫殺無辜。以非正當、破壞法律的行為傷害他人、實施報復，只能讓社會陷入“惡惡相報”。

　　對于那些惡性事件，法律的歸法律，道德的歸道德。我們心存體諒，但不是以踐踏規則為代價；我們心懷良善，但不是以逾越法律為交換。一個讓人安心的社會，建立在法治與規則之上。犯罪得到懲治，社會才能有序，法治得到彰顯，人心才能安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