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攝公車私用

政府信息公開申請書

　　區伯有兩個看上去極為破舊的手機，一部買得較早，主要用來接打電話，另一部較新，購于三年前，用來發微博和圖片。

區伯保存著所有拍攝的視頻，除了手機里的一小部分，其余都存在4個U盤里。

　　在廣州，被稱為“全國監督公車私用第一人”的區伯幾乎家喻戶曉。

　　“這是公車，請問可以這樣用嗎！”一邊舉著手機拍攝，一邊激動喝問，這是區伯典型的高調監督方式。

　　市民拍手稱快，也有人質疑作秀。

　　區伯全名叫區少坤，1953年出生，廣州人。從2005年開始監督公車私用至今，他一直執著于探尋公車私用真相，也時常質疑官方的回應。

　　與此同時，他前后五次因監督公車被打，母親住處被撒冥幣，電話騷擾和恐嚇更如同家常便飯，網絡上甚至出現了“反區伯聯盟”，不斷爆料他騙取低保、有精神病史、曾坐過5年牢、背后有團隊推手……

　　他的家庭也因他的執著而變得破碎，妻子與他離婚，兒子遠走外省打工。

　　他一度心灰意冷，凌晨兩點寫下遺書，但清醒過來，仍然執拗地選擇那種“仗義執言”的生活。

　　區伯的朋友說，有誰愿意做這么辛苦的秀，這么多年，靠裝是裝不下來的，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對公平正義執有潔癖。

　　10月21日，廣州紀委監察局(預防腐敗局)召開定期新聞發布會。

　　媒體提問環節，廣州電臺第一個發問：區伯在9月30日舉報市委后門小車送禮的事件，當時紀委的微博回應說不屬于市紀委的工作人員，但是會按照信訪條例認真調查處理，想問一下，目前這個調查結果有沒有？

　　區伯本人十分期待這個回答。10月17日下午，在廣州市越秀區洪橋街派出所，他透過單面玻璃，指著一個坐在椅子上、身穿橫條T恤的人，對警方說：“那天在市委后門送禮的就是他。”

　　警察對照區伯手機里的視頻，一看，果然沒錯。

　　針對區伯的舉報，廣州紀委成立調查組，“調取現場監控錄像，對相關當事人和證人進行了談話取證，到公安等相關部門進行調查，基本上查清楚事情的真相”。

　　紀委表示：涉事的兩臺車均為私家車，并無公車私用，而當事雙方是省政協朱某和市政法委干部劉某，國慶期間，劉某要前往北京，朱某委托劉某給其在北京的朋友帶兩瓶茅臺酒，并未發現朱某、劉某等人有其他違法違紀問題。

　　通過網絡直播，區伯看到了紀委的回應，他掏出自己破舊的手機，接著發微博質疑：為何見區伯拍攝就棄車逃跑？為何被監督拍攝就電話恐嚇砍死區伯？各位朋友相信嗎？

　　很快，“砍死區伯”的電話恐嚇也有了調查結果。23日，區伯到派出所簽收了越秀區公安分局對李梓豪的行政處罰決定告知書，隨后，區伯通過微博感謝了越秀分局，但也表示了自己的不理解：連續兩天20多次電話恐嚇和200多次短信騷擾，怎么會來自一個農村的17歲未成年少年？

　　同一天，區伯向廣州市監察局提交了政府信息公開申請書，要求公開公務車治理處罰細則。申請書中詢問得很詳細，包括廣州市統一的公車管理辦法是否已經出臺，共有多少公車，有多少安裝了北斗系統，平均每臺公車每年開支是多少，公務車統一標識何時實行，有無時間表……

　　監督公車私用8年，區伯拍攝近千部視頻，他估算，向廣州紀委舉報的，近八成有反饋，最終確認是公車私用、予以處罰的大概有一成，最嚴重的處罰是全單位通報，當事人作深刻檢討，并扣3個月獎金。

　　前不久，媒體發現廣州酒樓現多輛疑似公車，有的用報紙來遮擋車牌，有的則由酒家用硬塑料板遮擋。

　　區伯感到很無奈：“其實一點都不用遮擋公車號牌，只要政府說一聲‘是公務’，那監督人還能怎么樣？”因為區伯就經常在酒樓門口拍攝監督到公車，舉報后的回復全都是“公務”，區伯就只能無語。

　　不過，也有好的消息傳來，中紀委近期明確表示，將試點推行公務用車統一標識、GPS定位等制度，加大懲治力度。

　　區伯有兩個看上去極為破舊的手機，一部買得較早，主要用來接打電話，另一部較新，購于三年前，用來發微博和圖片，按鍵也嚴重磨損，錄音錄像的功能鍵更是到了“面目全非”的程度。

　　“別看它們破，很多人看到就怕。”

　　帶著兩部手機，區伯走在大街小巷，隨時都繃著搜尋公車的神經，他對各種公車車牌、車型了熟于心，整個人幾乎成為了一部敏感的雷達。

　　“這是公車，它來這里干嗎”，每當區伯說這句話的時候，一旁的人往往會很迷茫地問：“哪里有公車？”

　　“現在公車越來越不好分辨了，有的車牌看上去和私家車沒什么差別，但我還是能看出來。”監督8年，分辨公車已經成了區伯的一項特殊才能。

　　最近的一次發布監督視頻是10月23日，中午12點30分，區伯在南園大街發現一輛停著的公務車。“這里沒有任何政府部門，只有公安宿舍，公務？”他守候至下午2點40分，司機回來了，區伯照例開始拍攝、質問，司機的回答是：“送‘老干’體檢。”

　　“中午休息時間送‘老干’體檢？”區伯馬上電話舉報。

　　視頻發布到區伯微博是在當晚11點49分，視頻的上傳發布者并不是區伯本人，而是他的朋友張先生。區伯本人沒有電腦，不懂得如何發布視頻，他的那部老舊手機也沒有這種功能，因此，發布視頻要靠朋友幫忙。他曾為此拜托過附近的打工小妹，一年前認識張先生之后，后者便承擔起這個任務。

　　“這些都是區伯拍的視頻。”張先生打開筆記本電腦，連接上手機，將其中的視頻拷貝到電腦上。

　　張先生說他跟區伯是在一年之前才認識的，只是幫忙發布視頻，至于如何發布，都要依照區伯的意見，視頻的說明文字也是由區伯發給他。

　　“有人說區伯的很多微博看上去很有理論水平，說是我寫的，我真寫不出來。”他解釋道，“區伯很愛讀書，包括各種法律書，他近來最愛看的書是《舊制度與大革命》。”

　　“為什么幫區伯？因為區伯在幫大家，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幫助區伯，就相當于通過區伯幫助很多人。”他說，“有人覺得區伯一定是幕后團隊推出來的，其實了解區伯你就知道，他做的事，別人根本就做不了，更不要說做了這么多年。”

　　區少坤如何成為監督公車私用的“廣州區伯”？

　　據區伯自述，2005年他因病住進廣州芳村人民醫院，傍晚散步時聽到一聲大喝，“老東西，怎么叫死你都不走？”區伯轉頭一看，發現車子里坐著一個穿警服的人。“有沒有搞錯，這是人行道來的，你這么兇”，他拍下車牌到市紀委投訴，荔灣區公安分局受理了案件，一周后，派出所負責人致電區伯，“公車不能私用，會讓警察檢討。”

　　從此，區伯開始監督公車私用。

　　在此之前，區伯也不時出現在公眾視野里，2003年的時候便因見義勇為被報紙報道，抓小偷、搶劫犯，見義勇為的證書和當年的報紙都被他仔細收藏著。

　　在反對者看來，區伯之所以執著于監督公車，是因為他本身是個“品行不正的假冒精神病人”，曾經勞改多年。

　　“我沒有作假，我得的是癲癇。”區伯還向記者出示了廣州市精神病醫院荔灣門診部的診斷書。

　　至于勞改經歷，區伯坦率承認：“那是1974年的時候，我為了女孩子，找了十多個人和對方打了起來，有人受傷，我被當作主犯判了5年。”

　　1970年，區伯從廣州市第10中學初中畢業，進入人民機械修配廠工作。1979年刑滿釋放后，他先后當過鋼材搬運工、農貿市場管理員，2000年時下崗。在做市場管理員時，區伯曾經“舉報領導貪污腐敗，結果領導找我談話，我給上級的舉報信就攤在他的桌子上”。

　　區伯身體瘦弱，與其視頻中勇猛的聲音反差很大，除了癲癇，他還患有腎病，腸胃也有問題，隨身帶著治療胃潰瘍的藥，感覺不適便要服用，另外，他還患有咽喉炎，心臟也不好。

　　“全身上下，到處都是問題。”

　　區伯走在廣州街頭，不時要停下來和陌生路人寒暄，對方最常說的就是“區伯你是個好市民，我支持你”。

　　多年監督公車私用，讓區伯在廣州廣為人知，而他的個人形象也十分鮮明，裝束一絲不茍，淺色西褲配短袖襯衣或T恤，上衣的下擺塞進腰系，身體愈發顯得消瘦，頭發認真地向后梳著，隨身還常背一個普通的布袋，里面放著文件資料和藥瓶。

　　2011年8月，區伯開了微博，實名認證為“廣州草根明星、廣州公車私用監督達人”。有了微博，區伯的影響力擴散得更廣，更多人知道廣州有一位死磕公車私用的執拗老頭。不過，微博也帶來了新的麻煩。

　　今年8月底，區伯發現自己的微博被黑客攻擊了，粉絲一下子減少了4萬多，微博評論不了，私信內容外泄。黑客甚至還發了封私信給區伯，在一番“教育”之后說道：“老伯，你年紀大了，看著你每次拿著手機一邊大喘一邊大叫著……以我的價值觀看上去就是，可氣、可悲、可憐。”區伯只好報警，幾天前配合警方完成了取證程序。

　　相比微博被黑，“網絡傳謠”的威脅更加叫人擔心。今年9月9日，區伯在東山賓館停車場發現鐵路公安警車私用，拍照之后再蹲守并報警，司機回來取車時，區伯再次拍照，司機見狀棄車跨欄逃走，隨后警察和督察隊警員先后到場處理。

　　視頻上傳之后，區伯看到多個未接電話，對方是鐵路公安警官，表示要按“兩高”司法解釋告區伯誹謗罪。“對方說，已答復區伯不是警車私用，那里是停車場可以停車，司機回來只是再離開，不是逃跑，區伯不應上網，這樣就是誹謗，要告區伯。但如果為監督而坐牢，區伯愿意。”

　　雖然只有10%左右的舉報最終確認為公車私用，但區伯堅持認為，自己拍攝的都是公車，“沒有搞錯過”。

　　另一個讓區伯底氣十足的原因是，“我沒有因為監督公車私用或者參與其他公共事務而收過一分錢”。曾有媒體報道，與區伯同一小區的部分住戶質疑他靠監督斂財，他們認為，區伯監督公車私用有兩種解決方法，一是見媒體，二是私下解決，“私下和解是怎么和解的，誰知道？”

　　區伯表示，自己的所有收入只有530元/月的低保，外加姐姐的部分接濟，從未有任何灰色收入。

　　今年2月20日，區伯發微博曝光17日晚在廣州半島游艇會酒店外拍攝到一起疑似公車私用行為，事后廣州海關緝私局警員送來知名洋酒和5000元現金，希望停止曝光。區伯接著對送禮拍攝舉報，結果該警員被停職調查。

　　“還有一次，不是監督公車私用，是幫助一個打工者討薪和索賠。去派出所的路上，老板半路停下車，打開我們的車門，扔進來幾沓錢，我馬上打開手機拍，他只好又把錢撿了回去。”

　　監督公車私用的8年來，區伯保存著所有拍攝的視頻，除了手機里的一小部分，其余都存在4個U盤里。

　　但8年里，除了獲得了一些價值認同感之外，區伯看上去并沒有什么實際上的收獲，相反，麻煩倒是惹來不少，甚至為了不牽連家人，同妻子在2007年11月辦理了離婚手續。

　　區伯的母親也反對他“管閑事”，去年6月1日早晨，一捆冥幣從窗口丟進屋里，嚇得她渾身發抖。區伯聞訊趕到母親家中，報了警，最后不了了之。

　　區伯的兒子也受到牽連，去年4月的一天，區伯去廣東電視臺做節目，中途接到了在酒樓打工的兒子的電話，兒子告訴區伯，因為區伯監督公車的事影響到了他的工作。隨后，區伯又接到了陌生來電，警告他不要“再管閑事”，對方稱，“只要你不管，我們老板會從物質上來幫助你。”

　　區伯當晚推掉了節目邀請，情緒低落到極點。在此之前，4月2日，他在銀河園墓園監督公車私用，拍攝過程中被圍毆、吐口水、咒罵。當晚他給一些朋友發短信訴說困惑，流著眼淚刪除微博，“做好人怎么這么難”，凌晨兩點甚至寫好了遺書。

　　但半年之后，更大的打擊出現。因為兒子在酒樓打工被人舉報，海珠區民政局認為，區伯“瞞報了家庭成員的收入，存在隱瞞實情騙取低保的行為，共計騙取低保金21252元”，停掉了區伯及其母的低保。

　　“我兒子有段時間確實在一家酒樓打工做廚師，月薪2000元，但我身體一直不好，現在還背著醫院的欠款。老婆那段時間也曾重病無錢手術，最后還是求助政府，手術才做成的，怎么能說我騙保呢……”

　　被停保之后，區伯花十幾塊錢在間小鋪子做了條紅色的綬帶，又買了口炒鍋。他用磚頭將鍋打破，戴上綬帶，走上街頭乞討了三天，市民不解：“區伯怎么討飯了？”

　　這次“行為藝術”起到了效果，外界紛紛聲援。

　　2013年1月6日，海珠區民政局恢復了區伯及其母的低保金發放。此外，從今年11月開始，區伯將以退休人員的身份，每月領取1000余元的退休金。

　　“現在，我終于不用擔心低保被停了。”

　　看到區伯監督公車私用的艱難，有人勸他，監督的方式可不可以溫和一點，不要得罪那么多人。區伯覺得很奇怪：“監督為什么不可以理直氣壯？這不是市民的權利嗎？”

　　也有很多人見到區伯便豎起大拇指稱贊：“區伯，你是個英雄。”可是，聽到這種聲音，區伯也很生氣：“我只不過認真地行使了每個人都有的權利，怎么就成了一些人口中的英雄？”

　　區伯攤開厚厚一摞各個政府機關的回復公文——這是他多年來監督、舉報、質詢、申請信息公開的成果，其中很多是沒有結果的結果——掏出三塊多一包的香煙，抽出一根點上，緩緩地說：“一路走來，感覺還是太孤單。”文并攝/本報記者李然

(原標題：廣州區伯8年對抗公車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