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經濟學陳志武教授近日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中國房地產泡沫破裂的時間越來越近。

　　陳志武認為，未來十年不會是維持房價總是持續增長的10年，可以有99%的把握。因為中國經濟增加到今天，很難按目前的模式每年都7%、8%甚至是6%持續增長下去。上帝對中國過去的30幾年非常照顧，但是我們都知道根據人類社會歷史來看，國家的興衰到目前為止沒有哪一個國家可以總是在快速的增長下去。

　　陳志武稱，這樣的例子可以數很多。16世紀17世紀的時候荷蘭快速增長，然后18、19世紀一段時間里面是法國、英國。英國經歷了200年左右主宰世界的時期，中間也經過多年的快速增長。到20世界初總體上帝國的時代已經結束了。20世紀是美國的世紀，美國是不是能夠長久持續，改變前幾個世紀其他國家都沒辦法避免最后走向衰落的規律，現在還很難說。但是不管怎么樣，世界歷史幾千年來看，還難有一個國家總是能夠快速、持續的增長下去。從數學上來說這也是不可能的，從人類生存需求方面也很難做到這一點。

　　陳志武強調，中國經濟現在的泡沫越來越大，這本身就告訴我們，中國房地產泡沫要破裂的時間離我們越來越近。這就是為什么我說房地產再持續地增長絕對不會超過五年，十年。“未來幾年就會告訴我們，不會因為我們中國人是黃種人，不會因為中國社會是種儒家社會，人類社會的規律就不適用。這么多年所有的經濟學和金融研究，關于不同社會史、經濟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告訴我們，中國人在幾乎所有方面本質上和人類社會的其他人種是一樣的。”

　　“弗里德曼88年來中國，他就講，‘我想來想去，徹底的公有化就是私有化，徹底的私有化就是公有化。’。所以這種概念討論我不認為有太大的意義。我還是堅持我97年給中央的那封信里的意見，社會主義與否跟國有不國有沒什么關系。”吳敬璉接受鳳凰網采訪時提到。

　　備受各界關注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在11月9日-12日召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將會有怎樣的突破？鳳凰網就此對話多位資深經濟學家，進行深入探討中國市場化改革之路。本期對話吳敬璉。

　　鳳凰網：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了一個綱領性的突破性概念，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對隨后的市場化改革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但也帶來了一些問題，比如在國企改革上，很多人就認為改了國企這“市場經濟”就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了。你認為有必要提出新的概念解決這問題嗎？

　　吳敬璉：沒有必要提出新的概念，我不認為有問題。有的事情確實需要提出新的概念，有些事情不一定要提出新的概念。中國經常發生的一個問題就是，一個東西經過討論大家都接受了，但過了幾天那個內容就忘了或者是內容變了。其實這些問題都是經過討論的。

　　譬如要不要加“社會主義”這個前綴的問題，在90年代初期就討論過。對贊成市場經濟改革的人來說，當時有兩派意見。有一些是我們經濟學家同仁，認為不能加前綴，因為市場經濟就是市場經濟嘛！有什么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呢？他們這個意見是有道理的。

　　我自己是在幾位同志的建議之下，在92年的4月給中共中央寫過一封信，就是建議在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我是贊成加前綴的。

　　鳳凰網：你是贊成加前綴的？

　　吳敬璉：我認為不能斷定“市場經濟”前面就不能有形容詞。我給我的經濟學家同仁們舉了一個例子，大多數德國人都說他們的“市場經濟”叫“社會市場經濟”，“社會”這兩個字是不是前綴呢？是前綴，德國人并不認為不能加前綴。現在德國人又加了兩個字，叫“社會生態市場經濟”。還是有前綴，有這個前綴不是說這個市場經濟本身有什么不一樣，市場經濟就是市場配置資源，但指向一個社會目標。所以我覺得，問題不在于有沒有前綴，問題在于怎么定義“社會主義”。

　　如果按照蘇聯的定義，社會主義的最主要特點就是國有制的統治地位，這當然與市場經濟是矛盾的，不能兼容的。如果是國有制占統治地位，根本連商品交換都不可能有，是不是？那更沒有市場經濟了。

　　所以問題是怎么定義社會主義。我定義社會主義就是實現社會公正和共同富裕，這就叫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是一種社會理想。

　　鳳凰網：你是說不加前綴的市場經濟不能實現社會公正和共同富裕？

　　吳敬璉：那不一定，我只是說可以加。因為我們現在打著一個社會主義牌子，但是有些人搞的可是權貴資本主義。所以我認為要強調社會主義就是要實現社會公正和共同富裕，否則的話，你就沒有資格講自己是社會主義。所以現在有人說因為有社會主義的前綴，國企就改不成了，我說沒有這個道理！

　　鳳凰網：你幫我們簡要回顧一下國企改革的歷程和一些爭論。

　　吳敬璉：92年說了要建立市場經濟。建立市場經濟呢，就一定要有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但是我們從78年改革以來一直是說國有為主導，第一次對這個口號作了新的解釋是“十四屆三中全會決議”，93年的決議里面有那么一段話，就說國有為主導的意思是國企要有控制權，但并不是在所有的階段所有的行業都要控制。

　　93年以后就開始按照這個進行改革，到了96年的時候，因為97年要開十五大，就發生了新的爭論。北京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有個雜志叫《當代思潮》，寫了所謂第三個萬言書，中心就是講國企。

　　它的中心說法就是國有制是公有制的高級形式，全面國有制是社會主義必須追求的目標。然后用這個批判改革，說“改革的過程中國有經濟的比重不但沒有提高，而且降低了。而且呢，有些人認為國有企業的控制權可以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行業有所不同，這是一個令人悲哀的事情，按照這樣一種路線的改革是戈爾巴喬夫式的改革。如果不能保證國有的主導地位，那還要共產黨做什么？”這是第三個萬言書。

　　然后改革派就起來反駁，一個不同意見是當時的深圳市委書記厲有為說的，厲有為在中央黨校一個座談會上講國有制不是公有制的最好形式，他認為是要賣股權。

　　鳳凰網：股權公眾化。

　　吳敬璉：他說這才是公有制。然后就掀起了一場對厲有為的批判，說你不要想當中央委員，你連當共產黨員的資格都沒有。

　　我們國務院發展中心當時有個課題組，給中央寫一個報告，提出要對國企進行公司化改革，另外還提出要對國企做戰略性重組，做布局調整。這個東西很敏感，因為我是課題組組長，所以我就寫了一封給黨中央的信，叫《關于社會主義的再定義問題》。我就針對“國有制是公有制高級形式，是社會主義必須追求的目標”這個說法。我說這個定義是蘇聯教科書定義，這個定義是錯的。我贊成鄧小平的定義，鄧小平說“社會主義的本質，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在于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所以是不是社會主義跟國有制的比重大小沒有關系，而現在國有制的規模太大了，所以要進行戰略重組，國企要退出一些部門。

　　這個事情，江總書記也跟我電話作過討論。后來十五大定的是國有經濟要有進有退的調整，國有經濟所需要控制的只是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

　　但當時對十五大的這句話也有不同理解，比如說電信，有人就說電信這個東西是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我就說，說起來民以食為天，糧食才是最重要的，那糧食是不是也應該國有？經過討論，99年的“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關于國企改革的決定，把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規定為三個行業一個領域。第一個行業叫關系國家安全的行業，第二個行業叫做自然壟斷行業，第三個行業叫提供公共產品和公益產品的行業，第四個領域叫做高新技術產業和重要行業的骨干企業。這是1999年中央全會的決定。

　　到了2006年，國資委發布了一個文件，據他們說是國務院批準的文件，要求加強國有企業的控制，要在7個行業絕對控制，要在9個行業有較強的控制。這以后，國進民退就加劇了。這是違反黨中央決議的，居然可以這樣！

　　鳳凰網：那你怎么看最近蔣潔敏和中石油的事？

　　吳敬璉：中石油的事應該引起警惕。中石油上市，我當過他們上市公司的第一屆獨立董事，我是被他們轟出來的。

　　中石油上市的時候，有個總的原則是上市公司從事的業務，集團公司就不能做，這是有協議的。但之后就在兩個事上發生了糾紛。一個是海外業務，這塊經過我們在董事會的斗爭算是勝了。另外一個是加油站。本來加油站應該都是上市公司的，LOGO應該是長方形的紅白兩色，你現在去全國的加油站看看LOGO是什么樣的？全是圓的了。

　　鳳凰網：集團公司的LOGO。

　　吳敬璉：對，全部回去了。

　　鳳凰網：現金流最好、最賺錢的業務回去了。

　　吳敬璉：上市公司本來應該是個獨立法人啊。

　　鳳凰網：你給我們講了一個公司治理上的奇觀。

　　吳敬璉：這個很普遍，這種事太多了，沒時間詳細地講，這種壟斷權一定會造成腐敗。

　　鳳凰網：你現在對國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還樂觀嗎？

　　吳敬璉：我這個年紀的人了，我不想再說樂觀還是悲觀，有可能就要做。你弄不清楚這個可能性到底是80比20，還是50比50，天天去討論樂觀還是悲觀沒多大意思。我相信有一條，形勢會教育人，就是鄧小平說的那句話，不改革死路一條。

　　鳳凰網：是不是要進行私有化改革才有可能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吳敬璉：什么叫私有化？弗里德曼88年來中國，他在上海就講私有化，到了北京，大概是快要離開的那次宴會上他就講，“我想來想去，徹底的公有化就是私有化，徹底的私有化就是公有化。”所以這種概念討論我不認為有太大的意義。我還是堅持我97年給中央的那封信里的意見，社會主義與否跟國有不國有沒什么關系。為此我去查過《鄧小平文選》，《鄧小平文選》里就沒有這個國有這個詞。

　　“最小一攬子”總體改革需要推進為聚集人氣而進行的先期改革，并創造和維護較為寬松的宏觀經濟環境

　　根據“問題導向”原則，對于現有體制在哪些方面需要進行改革，社會上已經取得基本共識。然而，目前面臨的體制性問題很多，需要進行的改革千頭萬緒，決不能事無巨細，四面出擊。這樣，就必須通過認真研究篩選出一組相互關系密切、又具有關鍵性的改革項目，形成所謂“最小一攬子”的總體改革方案。

　　這其中包括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體方案，以及為推出總體改革需要進行的一系列準備工作。

　　〔總體改革方案之一〕

　　建設競爭性市場體系

　　“最小一攬子”總體改革方案由一項核心改革和四項配套改革組成。核心改革即建設競爭性市場體系。

　　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和兼容性激勵機制的作用，是通過競爭性的市場體系實現的。當前我國經濟體制的最主要缺陷，在于政府過多的行政干預和深度介入微觀經濟活動，廣泛的行政干預和國有大企業的行政壟斷，壓制了獨立自主的企業作為市場主體、技術創新主體的主動性和創造性。這使市場失去了充分競爭性質，難于發揮其有效配置資源和建立兼容激勵機制的作用。而要建設競爭性市場體系，使商品、服務、土地、資本、勞動力和技術等市場都建立在規則的基礎上，進行平等有序的競爭，需要進行以下方面的改革：

　　實現商品價格和要素價格的市場定價，壟斷行業的價格和服務標準要由社會定價機構規定；明晰市場經濟的產權制度基礎；改變各級政府壟斷征地的體制，在土地確權和賦權的基礎上，建設全國統一的土地流轉市場；對現行法律、法規進行清理，確保“不同所有制主體的財產權利得到平等保護，不同所有制企業能夠平等地使用生產要素”。

　　完善反壟斷立法，嚴格執法，消除目前嚴重妨礙市場有效運作的行政性壟斷；按照“市場能辦的放給市場，社會能辦的交給社會”的原則，劃定政府職能邊界，理順政府、市場、社會之間的關系；禁止各級政府介入盈利性經營活動；打破地方和部門保護主義。

　　克服司法地方化的傾向，全國法院系統歸屬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領導；確保法官獨立行使審判權；改善市場監管，實行“寬進嚴管”的方針，由事前監管轉向事后監管，實質性審批轉向合規性監管；禁止以“宏觀調控”的名義設立違反市場經濟要求的行政許可和對微觀經濟活動進行干預。

　　〔總體改革方案之二〕

　　四項配套改革

　　配套改革項目則應包括財稅改革、金融體制改革、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和國有經濟改革。

　　財稅改革包括劃清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的邊界，改變目前“經濟建設支出”仍占各級財政支出很大比重的狀況，各級政府預算回歸公共財政的本來性質。調整政府間財政關系，增加地方財政的本級收入和中央財政的支出責任。減少專項轉移支付，建立計算公式基礎上規范的轉移支付制度。提高預算的透明度，加強人民代表大會和公眾對預算制定和執行情況的監督。

　　金融體制改革包括繼續推進利率市場化和匯率市場化。在銀行間債券市場的基礎上發展全國統一的企業債券市場。加快資本項下人民幣可兌換的進程，放寬對企業和個人海外投資的限制，以及繼續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須回到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的“三支柱”養老保險體制。完善企業年金制度，劃撥部分國有股權和國有資產收益，充實個人社保賬戶。總結過去三年的醫療改革經驗，存利去弊，使醫療保障具有可持續性。改善社會保障基金投資體制，實現養老金基金行政管理與投資管理分開。提高社保統籌層次，逐步實現全國統籌。

　　國有經濟改革則須實現國有資產管理機構由管理國有企業到管理國有資本的轉變。繼續推進國有資本布局有進有退的調整，開列競爭性行業名單，逐步實現國有資本從競爭性行業退出。同時建立和完善公司治理機制。

　　〔準備工作之一〕

　　為聚集人氣而進行的先期改革

　　進行總體改革是一項重大的戰略行動。為了保證改革的順利出臺，除了精心設計總體方案和路線圖，還需要做好一系列準備工作，其中包括為聚集人氣而進行的先期改革，以及創造和維護較為寬松的宏觀經濟環境。

　　為了提高政府政策的可信度和聚集改革的“人氣”，一些學者提出應當在今年率先進行一些可以較快取得成效并且具有“可觀察性”的改革。

　　作為改革的突破口，這類改革要符合以下的條件：與改革的總體目標相一致；能夠快速啟動；改革的實效明顯，而且容易為大眾觀察到。可選項目包括：

　　其一是重啟和推進過去停頓或放慢了的改革項目。

　　按照2002年國務院5號文件批準的《電力體制改革方案》，推進電力部門的市場化改革。重啟2003年以后中斷的鐵路部門改革。完成電信行業的市場化改革。限期實現電信、廣電、互聯“三網合一”。強化運營商之間的競爭以改進服務，降低資費，化解消費者的不滿。

　　其二是保質保量地實現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并隨時向公眾報告工作進度。清理和減少行政許可和行政審批項目，取消不符合行政法規和國務院規定的“達標”、評比、評估和相關檢查活動。簡化和放寬工商登記條件，將實繳資本登記制改為認繳資本登記制。

　　現有行業協會、商會與行政機關脫鉤，今后實行行業協會、商會、科技、公益慈善、城鄉社區服務等類社會組織在民政部門直接登記的制度。加快國有企業董事會改革進程和公司治理制度建設。

　　其三是啟動一批大眾熱切期待的改革項目。將空氣質量、全體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平均預期壽命、低收入階層住房狀況等大眾反映強烈的指標列入對各級政府的考核要求。提高國有企業利潤上交國庫的比例。允許地方政府按照一定審批程序動用從競爭性行業退出的地方國有資本補充社會保障基金、公租房基金等公共基金的不足。

　　〔準備工作之二〕

　　創造和維護較為寬松的宏觀經濟環境

　　實施系統性改革，需要總需求和總供給比較協調的宏觀經濟環境。如果出現經濟過熱、通貨膨脹壓力增大的情況，推出系統化的改革就會遇到很大的困難。因此，必須十分注意保護宏觀經濟環境不因信用膨脹、貨幣超發和流動性泛濫而遭到破壞。

　　黨中央和國務院率先垂范，踐行“勤儉辦一切事業”的原則。表彰用“提高效率、創造良好的創新和創業環境、發揮小企業積極性”等辦法“穩增長”的先進典型。批評用“上項目、加投資”的辦法拉升增長速度的不良做法。制止正在一些地區興起的用大量投資“造城”來拉動經濟增長的潮流，防止因此出現信用膨脹和貨幣超發。

　　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信托貸款，城投債等進行清理和整頓，實現社會融資的規范化、透明化，防止出現大量不良資產和債務危機。

　　用國有企業資產重組、國有商業銀行資產證券化、出售地方政府資產降低地方融資平臺過高的負債率等方式，降低它們的資產負債表的杠桿率，防止發生衰退風險。

　　(作者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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