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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寧波市副市長陳奕君在某會議上，點名批評了一些企業家只知道賺錢、沒社會責任。針對某化工企業被環保部門查處，托人說情希望邊生產邊改造，陳奕君痛斥道“這是斷子絕孫的錢，你都敢賺？！”

　　坊間俚語中，能嚴重到“斷子絕孫”的地步，無疑是罪大惡極。一些企業涸澤而漁，就該挨批。陳副市長的怒批確也痛快淋漓，不過更值得追問的是，這些企業“敢賺斷子絕孫錢”的底氣何來？

　　光譴責企業道德血液缺失，顯然不夠：對一些企業來說，配備治污設施，動輒需投入上百萬元，而我國法律對違規排污的罰款上限卻只有100萬元，這或導致“違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倒掛。再考慮到行政復議、法院訴訟等環節，環保部門執行處罰的周期常需長達四五個月。

　　同時，為此承擔法律責任的企業主也少有。盡管刑法設立了污染環境罪，但因要滿足“嚴重污染環境”等構成要件，加上執法“軟”，很少有人因此被追究刑責，就連渤海灣漏油事故等也都只是一罰了之。

　　可以想見，處罰過輕、以罰代刑，必然導致監管失去震懾作用，異化為對于污染行為的“洗白”。

　　“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要讓企業不敢再賺斷子絕孫錢，不能單靠副市長的怒斥，更有賴于法律的發威，提高違法成本。值得欣慰的是，去年最高法、最高檢聯合發布司法解釋，針對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取證難、鑒定難、認定難等作出新規定，降低了入罪門檻。而即將出臺的《北京市大氣污染防治條例》，更是首次取消罰款上限100萬元，規定按日計罰等實質性舉措，值得各地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