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聽兩個朋友吐槽了各自的煩心小事兒：

　　一位朋友花費4000余元買了兩套護膚產品，店員使用該產品為朋友提供了護膚服務。然而用后第二天，朋友面部皮膚就出現了紅腫等不適癥狀。朋友決定退貨，店員推辭說是護膚力度操作不當，而非產品原因，并以公司有規定為由，要求退貨必須有三甲醫院開具的皮膚過敏診斷證明。是選擇“忍”還是繼續“死磕”，朋友著實很糾結。

　　另一位朋友裝修了塊大理石，但不久就變色了，而店主并未提前告知。店主態度不錯，馬上用硫酸對變色部分進行處理，卻腐蝕了朋友多件家具，損失兩千余元。店主只同意賠付670元，并說不同意可以去法院告。究竟是答應店主條件還是對簿公堂，朋友還在猶豫不決。

　　像兩位朋友這樣類似的煩惱，許多人在工作生活中都遇到過。當自己的權益受到損害時，“隱忍”還是“死磕”是一個很難選擇又必須做出的選項。

　　從老百姓的角度來衡量，維權往往要打官司，打官司費時費力費錢不說，由于消費者經常處于弱勢地位，最終結果并不一定符合最初預期。有時候即使官司打贏了，在執行環節也可能會遭遇種種推諉，讓生效判決遲遲不能履行，“死磕”的代價可能是“得不償失”。尤其是一些受損程度不大的“小事”，許多人選擇了隱忍。有些人選擇“死磕”，往往能成為“新聞”。

　　然而，受損程度的輕，并不意味著法律關系中權益分量的小。事實上，?小事維權的糾結，歸根結底事關“權力如何更好保障權利”的命題。當老百姓遇到權益受損問題時，投訴反映的渠道是不是暢通？需要了解法律規定時，法律咨詢、法律援助等公共法律服務是否跟得上？對于行業監管有關部門是否盡責到位？等等。如果相關“權力”部門能夠依法保護好群眾的權利，敢于并善于為老百姓的“小事”撐腰，群眾“死磕”得不償失的是侵權的一方而不是權益受損的一方，那么，“死磕”現象可能會越來越多，群眾“被侵權”的現象可能會越來越少。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健全社會矛盾糾紛預防化解機制，完善調解、仲裁、行政裁決、行政復議、訴訟等有機銜接、相互協調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除了上法院打官司，面對維權的煩心事兒，群眾還可以選擇多種途徑解決。這樣做，不僅節約司法成本，而且提高了矛盾糾紛解決的效率，把不穩定因素化解在苗頭，把群眾的權益保護到末梢。

　　“小事”不小，其背后反映的是大民生，折射的是大民心。法治社會的建設，需要依法處理好一件件關乎群眾切身利益的小事。讓群眾通過一件件小事的解決，切切實實地感受到法治的作用和威力，樹立起對法治的敬畏、信仰和信心，最終推動自覺守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靠法成為廣大群眾的自覺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