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大提琴演奏家馬友友到西安演出，觀眾零零散散，“票賣得特別不好，就音樂學院的專業老師、學生買了兩排票。當時真的挺失望的。”西安音樂廳總經理曹彥回憶。而到了2012年，同樣在西安音樂廳，馬友友的演出則是另一番場面，“票賣爆了不說，音樂廳過道里都是人，我們的團員都只能坐過道”。

　　帶來改變的，固然有經濟水平提升后，人們對高雅藝術產生了更大需求的因素，但高雅藝術市場的繁榮與否，城市經濟發展水平真的是唯一的決定因素嗎？

　　專家指出，關鍵還在于有沒有大量品質優良的藝術產品涌現。比如俄羅斯，經濟發展水平并不特別高，但他們把芭蕾做到了極致，俄羅斯人民的藝術修養和藝術自覺就隨之提升了。相反，我國南方一些地區經濟非常發達，但高雅藝術的市場并不好，為什么？當地缺少藝術精品，雖然劇場建得豪華，但沒有具有創作活力的駐廳院團，自然無法培養起忠實的觀眾。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滿足人民過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須提供豐富的精神食糧。不管處于經濟發達地區還是欠發達地區，穩扎穩打培養院團、做出精品才是劇場的立身之本。而且，對于任何一個地區來說，僅依賴引進劇目都難以支撐其藝術市場的長遠發展，劇場和相關院團必須具有強大的創作能力，才能為當地群眾提供源源不斷的藝術滋養。比如中央芭蕾舞團和天橋劇場、北京人藝和首都劇場等都具有強大的創作能力。

　　重視原創能力，并不等于“閉門造車”，要想劇目水準提高，必須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堅實基礎上，加強與具有豐富藝術創作經驗的大師對話，保證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提升文藝原創力，推動文藝創新。不知道國際水準發展到了什么程度，就容易自吹自擂、自我感覺良好。只有在全國甚至全世界找準定位，才能越來越好。”曹彥說，“因此我們始終堅持做一個‘自制型’劇院，將西安國際音樂節堅持了16年、國際戲劇節舉辦了7屆。這也為當地觀眾創造了看到更多世界優秀演出的機會。”

　　在我國許多地區，大師請來了不少，但常常是國際大師來一趟就走了，留下了精彩演出不假，對當地院團水平的提高卻并沒有太多貢獻。出現問題的原因之一，還在于院團本身缺乏積極請教和學習的態度，從而錯失了良機。

　　“我們始終在團里強調建立一種學習奮進的氛圍，并建立了嚴格的激勵和懲戒制度，平時樂手們都自覺學習提高，但凡來了大師，他們更是抓緊時間搶著學習，對自己不斷提出更高要求。”西安音樂廳駐廳樂團西安交響樂團團長秦智峰說。

　　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遲到一分鐘罰款50元，排練時看一次手機罰款500元……這已經成為西安交響樂團不成文的制度。秦智峰說：“一個人看一下手機，這看起來只是很微小的變化，但微小的變化積累多了，就會對整個演奏造成大的影響，必須防微杜漸。”

　　如何在演出熱熱鬧鬧的同時，培養愿意買票看劇的忠實粉絲和觀眾，是國內各大劇院都面臨的問題。實際上，經常到學校做音樂普及工作，是院團的責任所在，也是“吸粉”的一招。以國家大劇院為例，其每年為小學提供近600課時的藝術課程，此外，天橋劇場和中國兒童藝術劇院等劇院十余年來堅持開展民族藝術進校園，都是在這方面下足了功夫。

　　采訪中，樂手們表示在進校園的過程中，要盡力為每個孩子打開音樂的大門。在單一的演奏、表演之外，不少院團增加了趣味知識問答、導賞和互動，從而降低音樂門檻，讓每個孩子都能感受到音樂的魅力。

　　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完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深入實施文化惠民工程，豐富群眾性文化活動。公共文化服務的提質增效，能為群眾享有更高水平的文化盛宴、促進文化產業的發展奠定基礎，這也是劇場作為公共文化設施的應有之義。西安市民劉佩龍笑稱西安音樂廳是自己的“第二個家”，作為“骨灰級粉絲”，他幾乎場場不落地看了音樂廳的每場演出，“以前掏幾百上千元買門票會很心疼，現在政府推出了‘文化惠民卡’，政府補貼市民買票，我們也就有更多的機會走進音樂殿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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